英国小孩自家门口玩耍却遭驱逐？这种情况恐被投诉，很多人不知道

发布时间：2025-10-25 11:50:15  浏览量：2

英国某市议会社区服务总是收到多起关于幼童在主干道及街道玩球类游戏的投诉，认为此类行为可能损坏车辆与财产，不仅给儿童自身带来安全隐患，还扰乱了其他居民的生活秩序，因此呼吁家长及时劝阻孩子，并建议利用本地众多公园供儿童安全玩耍。

在过去，街道不仅是交通通道，更是居民交流互动、儿童嬉戏玩耍的重要场所，承载着丰富的社交功能。

然而，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汽车逐渐侵占了街道的大量空间，驾驶者慢慢被默认为街道空间的主要甚至唯一合法使用者，街道原本的社交属性被不断弱化。

此次市议会的信件，正是这种空间使用观念的一种体现，它默认儿童的游戏活动应当被限制在公园等指定游乐区，却忽视了儿童自主接触家门口游乐空间的合理需求。

从儿童游戏的实际需求来看，公园等绿地空间虽能提供一定的游乐环境，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这类空间往往只能满足特定类型的游乐活动，比如借助秋千、滑梯等固定设施开展的游戏。可儿童的游戏需求是多样化的，他们需要能够开展追逐、球类、创意涂鸦等多种形式活动的

多元空间，而街道、停车场、后巷、人行道等“灰色空间”恰好能满足这些需求。

“灰色空间”这一概念源于滑板运动研究，既体现了城市环境的色彩特点，也反映出城市空间在功能定位上的矛盾性与临界性，它不像绿地空间那样有明确的“游乐”标签，却能为儿童游戏提供更多可能性。

早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就有倡导者试图将儿童游戏活动驱离街道，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地方报刊、市政机构、部分家长等群体不时会提出相关投诉，核心争议点始终围绕着儿童游戏空间的选择。

儿童是否只能在指定的、通常带有绿色属性的空间玩耍，还是有权在整个社区的“灰色空间”里自由嬉戏。这一争议长期存在，却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也反映出社会在儿童游戏权认知上的分歧。

聚焦当下，有研究专门针对游戏街道及社区游戏地理展开探讨，其核心观点在于凸显“灰色空间”对儿童游戏的独特价值，主张儿童应当在“灰色空间”中自由嬉戏。

从现实情况来看，街道、停车场、人行道和后巷等“灰色空间”，无论在专门游乐场出现之前还是之后，一直都是儿童主要的游乐场所之一，也是儿童在条件允许时，更愿意自发选择的游乐空间。

对于全球各类多元环境中的儿童而言，“灰色空间”是最容易接触到的游戏场所，尤其是身处贫困、种族歧视与环境不公并存的多重困境社区的儿童，他们获取其他游乐资源的渠道相对有限，“灰色空间”更是成为了他们日常游戏的重要依托。

这些空间之所以能受到儿童青睐，与其自身的特性密不可分。当“灰色空间”靠近儿童住所时，儿童能够更自由地在家庭与游戏空间之间穿梭，还可以方便地将室内玩具及其他游乐器材带到户外使用。

这种便利性不仅让成人能够对孩子进行间隔式监督，保障儿童安全，也让孩子们能在处理杂务、完成作业和参与固定安排活动的间隙，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开展游戏，满足自身的玩耍需求。

在社交层面，“灰色空间”也为儿童提供了重要的互动平台。儿童在街道和社区的“灰色空间”中玩耍，有更多机会与不同年龄段的邻居接触，进而建立友谊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

社区内的游戏活动能够营造出充满关怀的空间氛围，让儿童及其家庭在自家门口就能获得对社区的归属感与熟悉感，这对于儿童社会意识的培养和社区凝聚力的提升都具有积极意义。

从游戏环境的丰富性来看，“灰色空间”同样具备显著优势。

坡道、路缘、露营车、墙壁、坑洼、路灯、杂草、水洼、栅栏、植物、凸起与凹陷的地面等，这些“灰色空间”中多样的形态元素，共同构筑出丰富多变的游戏环境。

与室内外专属游戏区相比，“灰色空间”能为儿童提供更多创意游戏的可能性，儿童可以根据这些空间元素的特点，自主设计游戏形式，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更为重要的是，儿童在“灰色空间”中的嬉戏，是对自身游戏权与城市权利的践行。这种游戏活动能够强化儿童与社区之间的联结，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有权使用家门口的公共空间。

同时，儿童在“灰色空间”中的游戏也为这些城市空间注入了活力，玩具、粉笔涂鸦以及孩子们活泼的身影，不仅为灰色的城市环境增添了视觉色彩，更带来了生命力、情感温度与互动活力，让原本可能显得冰冷的城市空间变得更具人情味。

“灰色空间”中儿童游戏活动的开展，也能引发更广泛的社区对话。围绕“灰色空间”游戏的可能性与面临的挑战。

社区居民可以深入探讨邻里空间获取不平等的问题，进而凸显社会、空间与环境正义等重要议题，推动社区在公共空间规划和资源分配上更加公平合理。

然而，当前社会中，不少人未能充分认识到“灰色空间”对儿童游戏的价值，甚至忽视、贬低这些空间的作用。这种态度使得“灰色空间”所能提供的多元可及游戏机会，以及蕴含的珍贵社会联结与社区关怀潜能被埋没。

而将绿地空间视为儿童唯一合适游戏场所的单一价值取向，根源在于对儿童、童年及游戏的特定认知，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治与财政资源的关注点从城市日常的“灰色”游戏空间转移，进一步加剧了“灰色空间”在儿童游戏资源供给中的边缘化。

事实上，街道从来都不只是供车辆和行人通行的管道，它更是社区生活的延伸，是孩子们走出家庭、探索世界的初始界面。

当市议会的信件要求孩子前往“指定”的公园玩耍时，本质上是在推行一种被高度规划和控制的童年模式，这种模式忽视了儿童自主选择游戏空间的权利，也限制了儿童与真实社区环境的深度互动。

那些社区里的巷弄、人行道上凹凸不平的地面、废弃的露营车，甚至是雨后地上的水洼，都是城市环境中天然存在的、复杂且富有创造性的“玩具”。

它们不像公园中的游乐设施那样功能单一，而是能激发儿童的探索欲和创造力，让儿童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城市环境的运作，培养应对不同场景的能力。

如果说绿地空间为儿童提供的是与自然接触、获得自然慰藉的机会，那么“灰色空间”则为儿童提供了与真实社会互动、学会在复杂环境中适应和成长的训练场。

在“灰色空间”中，儿童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需要处理各种突发情况，这些经历对于他们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公民意识的萌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真正健康的社区，不应该对孩子们在“灰色空间”中的奔跑、喧闹和粉笔涂鸦感到恐惧或排斥。

因为社区管理者和居民应当明白，每一次儿童对城市“灰色空间”的合理占领和创意改造，都不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而是下一代公民意识和社区情感萌芽的重要过程。

城市空间的正义，涵盖多个层面和维度，其中，儿童是否有权在自家门口自由地玩耍，应当是最基础、最核心的体现之一。

只有当社会真正重视儿童在“灰色空间”中的游戏需求，合理规划和利用城市公共空间，才能为儿童创造更健康、更自由的成长环境，也才能构建更具活力、更公平正义的社区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