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从《你在高原》到儿童文学，数字时代“一定要凝练，不要啰唆” | 写作课

更新时间：2025-03-21 03:41  浏览量：1

关于儿童文学的马拉松长谈

作家张炜曾经说过，自己的写作像是马拉松。这完全是事实描述，在这个网络化、电子化的时代，他发表的超过两千万字的作品，都是他手写文字，手动修改。

近年来，在推出《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河湾》《去老万玉家》等作品的同时，张炜还创作了《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橘颂》《我的原野盛宴》《狐狸，半蹲半走》等儿童文学作品。但这种创作不是“转向”或“跨界”，因为他的文学道路就始于儿童文学创作，并且在五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从未间断书写儿童与童年。

在鲁东大学举办“全国儿童文学高级编辑研修班”上，张炜与学员们进行了多次课堂讨论，汇总成《关于儿童文学的四次马拉松长谈》一文。张炜从儿童文学出发又不限于此，话题涉及文学创作、评论、阅读、营销、艺术欣赏的方方面面，可以看作他对自己文学创作“大童年”观的一次全面阐释。经授权，本报刊发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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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与儿童成长

如何处理“宏大叙事”，写作者和出版者面临的难度，经常是相似的。写作者的构划与角度、风格、具体实现的目标，是千差万别的，有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文学的层面看，读者和出版者要求它起码是好的，在文学品质上，需要是好的。为了主题的“宏大”或其他，比如所谓的“崇高”，就在品质上降格以求，无视创作规律，那是荒谬和有害的。

具体操作过程有些复杂。实际上，写作和出版常常会因此而陷入特殊的困境，那种空泛无物又堂而皇之的东西，说白了只是一种假大空，它往往指向一个大概念，连带一些大词，却回避具体和真实。有长期写作历练的人都知道，创作过程中不仅不能热衷于连缀大词，相反是要不断地粉碎大词。

一个作家不停地使用伟大、历史、生命、崇高、英勇等大词，一定是空洞无物的，即便将其作为某种概念的牵引、化作隐性主题，都会导致作品的中空和苍白。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层面的主题先行，都会是十分蹩脚的。语言艺术是粉碎大词的过程，即便偶尔搬动一个大词，也要花费无数的劳作去化解和揉碎它。写作者没有能力化掉大词，就更不能选择宏大叙事了。

这里其实是在谈论如何回避文学的死穴。离开个体生命的激越和冲动，离开不可重复的心灵感动，一切的文学表述都是虚妄的。

我们也许会问，类似的“宏大叙事”，如果遇到艾略特和聂鲁达这一类怪杰又会怎样？他们可能不怕。是的，他们遇到什么困窘，都有化解之方，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可惜，我们还不是他们。

对事先确定的某些“大主题”，作出简单化的图解，说到底与文学无关。只顾眼前功利，这与出版人和写作者的理想追求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既然作了文学和出版，也只能按它的规律来办，好好保护孩子，保护他们的天性，希望他们善良，接受文明的滋养，走向纯粹和健康，希望他们具有与其他生命沟通的能力，从小热爱艺术，感受诗的境界。我们尤其害怕他们小小年纪就成为模板化的人、概念化的人，变成一枚干瘪的空心核桃。

大而无当的概念化宣示不适合儿童，标语口号式和传声筒式的文学，更不适合儿童。我们不能以各种借口来阉割和歪曲文学，尤其不能抽掉它的审美功能，去片面地强调教育功能。

避免非文学化、概念化和大词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功利主义和投机性，从来都是写作和出版所要遭遇的最大困厄，在复杂的文化生态中，稍不注意，就会堆积起难以打扫的出版垃圾。

儿童文学的主要方向仍在于审美，它不能因为急切而改变。让孩子有爱心、有感情、爱动物、爱自然，扩大诗性的想象生活，是我们的目标，更是家长的心愿。

不能以堂皇的借口倡扬暴力和血腥，不能在作品中鼓励孩子投入杀戮。真正的“儿童文学”应该把这扇暴力的门关上，把审美的门敞开。

城市和乡村

现在的儿童文学写城市比较少，写乡村稍多一些，因为乡村和田野具有一种天然的生长性，意味着万物生长。生长就是创造，它与大自然有对应关系。比较起来，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写作者也多一些。今天孩子的生活更加趋向数字化和城市化，所以有关大自然的题材和内容，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也更新鲜。

写城市的引进作品很多，比如匈牙利的大奖小说《帕尔街少年》，被称为西方的文学经典；再比如《一百条裙子》，这些儿童小说即便写了城市，也有大量篇幅涉及自然景观、野地情趣，写空地，写林子，写夜晚，写类似乡间才有的东西，而不全是从斗室到街区的城市元素。

《帕尔街少年》写一片空地的争夺，算是名著，我看了觉得很好，但也有一点遗憾。作家为了写出孩子的勇敢和守信、不怕牺牲，为了歌颂这些好的品质，让和平年代的孩子组成“军队”，有“司令”“大尉”“少尉”，为争夺一块地盘斗智斗勇。这让我想起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类战争，尽管作家的用意是歌颂孩子的勇敢和气概，但我不喜欢这种题材和主题。

这里再谈一下《万花筒》《小王子》《时代广场上的蟋蟀》，这几部作品既写了乡村自然，也表现了城市生活，算是两种题材的合璧。

《万花筒》是英国作家依列娜·法吉恩的作品，一部发行量很大的儿童文学名著，作者也享有盛誉。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写了乡村，也用一定的篇幅写了城市。它诗性很强、意境空灵、富于韵致，正是许多写作者追求的理想境界。显而易见，作者深谙此道，所以她在书中着力于这些元素，直奔“诗境”，一再调度读者的通感和联想，将他们引入幽深和高阔，这使得全书具有很强的审美性，最终成为一部成功的作品。稍显不足的是，作者太过着力于一些诗性元素，在“意境”方面使用了太多象征和符号，不断强调山村池塘为“地球的眼睛”等，由于这一类虚笔太多，全书就显得有点虚飘，离人人都可感知的日常有了一定的距离，稍稍给人一种概念化的感觉。最高级的艺术，往往是通过人人熟悉的“平凡生活”，透露出浓烈的诗意、空灵高远的意境，而不是直奔这些目标。从这个方面看，这部作品的难度系数还不是最高的。

与它类似的还有名气更大的《小王子》，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影响深远、征服了无数读者的“奇书”，作者是一位不畏冒险的传奇人物，一位战争年代的飞行员。正因为作者的独特经历，如长期从事空域作业的历险、从高处俯看的亲身体验，才有这样奇异的构思，这是极为大胆和超越的思维，是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绝妙。这部作品几乎全赖于此，依靠奇崛的想象而成立，并由此阐明一些人生哲理，给人以深深的启示。如果抽掉了奇特而刁钻的“异思”“机灵”，全书的价值也就失去了许多。它凭借一种杜撰的场景去诠释生存理念，而不是通过生活细节去体现，从这一点看，它的写作难度仍然不是最大的，似乎还存在“主题先行”的意味。当然这样讲多少有点吹毛求疵了。

比起这两部作品，美国作家乔治·塞尔登《时代广场上的蟋蟀》更让我喜欢。它写的是人人熟悉的日常生活，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细节，可以与人们的普遍经验丝丝对接。这样的作品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它的笔触与实际生活稍有不合，就会让人感知和挑剔。所谓的“画鬼容易画狗难”，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前边两部作品在“画鬼”，而是借此讲清一种道理。那两部显然也是不可多得的名著和佳作，但它们之间仍然有高下之别。我们有时说到“类型文学”的不足，就在于它们相对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对应性，因此也就丧失了强大的说服力，那是表达的捷径和近路，所以就创造的难度而言，就要小得多。

啰唆和粗鄙

孩子喜欢恶作剧，对一些粗鄙的情节和语言好奇，这也是人性中固有的。孩子希望冒险，语言的冒险也是生命冒险的一部分，但写作者已是成人，就要考虑得更多一些才好，不能为了满足孩子的语言冒险，去写一些粗鄙的东西。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不一样，它容纳粗鄙的词汇和语句的余地是非常小的。即便是成人文学，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人说，大师也写粗话，也写类似的场面。似乎如此，但这里仍有许多不同，那需要多么高的文明修养，才能容纳和化解这些“粗浊”。在确，只有具备了非常高的格调和修养之后，才有权利偶尔使用一下“粗俗”，它此时已被化掉，容纳，包裹，不再让人觉得粗陋，也不会使人难堪。但儿童文学，无论有多少理由都不宜这样做。

从另一个角度看，时下儿童文学的写作、研究乃至出版，这三个方面或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过分遵行表面化的“规范”了，导致精神场域的褊狭。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其中那些适合儿童阅读的部分，格局都是很大的。它们在气质上与我们所习惯和熟悉的儿童文学的差异，主要是精神场域的不同。他们早已从类型文学中走了出来。他们与类型文学在许多时候是格格不入的。

要产生既专业又开阔的儿童文学，就要建立一个中外古今经典文学的精神坐标，没有这样的坐标和框架，就会一叶障目。有时谈问题貌似极专业极正确，实际上只是抓住了局部的小道理，与深邃的文学原理是相隔的，要打通。而半通的东西，有时候听起来特别通，为什么？因为把人的眼界屏蔽了，在狭窄的空间里别无他顾，也就越听越有道理，实际上是不对的。

要读大量的古典文学。现代汉语从古汉语一点点演化而来，词语怎样转折和演化，是有规律的。有了这种继承和延续，就好像安装了万向轴，随时可以拐弯，可以便捷简练地抄近路，语言的速度也就加快了。如果没有古汉语的训练，语言就会啰唆。当代文学的多言和琐碎，重要原因也来自这里。

数字时代的文字容易盲目堆积，随意拼接，简单、苍白和幼稚，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啰唆和单薄，有的书一写就是八九万十几万，也许不必要，在原来基础上压掉一半，将会更好。网络时代，没有人喜欢啰唆，一定要简练。我曾经写过四五百万字的《你在高原》，那只是当年心境，四十年前还远不到网络时代，当时认为有特殊的理由和目的，要开阔，行走，流浪，一场无尽的精神长旅，不如此则不能尽兴，生命里需要一场大写作。而今天的我就不会这样了，像《橘颂》《寻找鱼王》，以前也许会写成二十万字，而今只写了四五万字。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凝练，不要啰唆；所有的书都不会因为凝练而变得浅薄，却一定会因为啰唆而令人生厌。

文学行动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的孩子，也包括我们自己，亲近大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大量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这种生活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的孩子要接触很多现代传媒上的东西，他们的知识大多来自这里，网络上的内容非常有趣，所以强烈地吸引了他们。

可是他们对于室外的事物，比如活生生的动物和植物，往往感受很少，他们更多从书本和屏幕上知道它们，而很少近距离观察，更少亲手抚摸。

缺少这种原生性的、直接的交流，缺少了真实的无间离的生命触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有繁重的功课、五花八门的读物、大山一样的课外辅导重负。作为家长、老师，作为孩子身边的人，总得想想办法，只有少数人为此忧虑不行，因为所有孩子都面对了激烈的竞争，严酷的淘汰机制。我们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去破除并共同创造，争取一个更有利于人生起步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有童年的快乐，才有健康和完整的人格生成，他们在自由宽松的空间里自我生长，才会培育起飞扬的想象力。

孩子是弱小的，是被牵引的一方、被规定的一方。他们的责任很小，成人的责任很大。怎样让孩子回到自然，回到土地，回到林野，让他们去见识大海、高山、河流，甚至指认一些小虫子，都是极有意义的。现在的孩子要看到一头猪或一匹马，也要去动物园。一只洁白的小羊多么可爱，但是对不起，转遍整座城市都看不到一只。我们要有寻找的热情和激情，为孩子找到一只小羊，让他伸手抚摸，听咩咩的叫声。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吗？不，这是大事。

儿童文学起码要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即唤起孩子，还有家长对自然万物的柔情。人的爱心首先要从这里培养起来，滋生出来，这才是最大的美育。要把那些有关大自然的知识、面貌和气质，传导给孩子。因为这在现代生活中是普遍缺失的，所以我们才要不停地做弥补的工作、提示的工作，这远远不止于某种描述内容的选择，而是态度和立场，是文学行动。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大自然的功课，这也是童年课、人生课。

作家不是结巴

我十几岁时写的《狮子崖》《木头车》《他的琴》，和今天的作品有不少区别。昨天的我是一个少年，把最熟悉的心理、精神和生活状态自然地写出来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很直观的生命抒发。我那时没有读儿童文学的写作理论，也不知道写什么和怎么写，更不懂“视角”之类。

写了五十多年，听得多了，难免有些缩手缩脚，我常常设计怎样从头开始，不停地反省，却找不到路径。

我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一直写下来，我写了《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表达了各种生活，血腥的、激烈的、性的，有许多“儿童不宜”，不宜，就不是“儿童文学”了。我希望自己专门写给孩子，不过还是相信一种淋漓尽致的、自然而然的写作，其中如果有适合儿童的，就属于“儿童文学”了，有些不适合儿童的，可以留给其他读者。

写作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经验和个人阅历也会丰富起来，应该写得更好。这种好，是更舒畅更自由的结果。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就要尽可能地忘记特定的阅读群体，忘记某些写作禁忌，尽可能少一些局限，放手去做。一部作品需要哪种视角，哪种口吻，写下去自然知道。

《寻找鱼王》《橘颂》《我的原野盛宴》，这些作品都是遵循如上的“规则”写出来的，它们只服从于当时的艺术冲动，服从于一种口吻、一种语境。它们最好适合儿童和少年，也适合其他人。

一个人写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自己写的是不是儿童文学而忧心忡忡，实在大可不必。由此推及至整个创作，会发现过于行当化从来不是什么好事，那样专业倒是专业了，只是离好的文学越来越远了。就像唱歌，如果连正常发音都唱不好，还要捏着鼻子唱，这怎么行。

有人愿意偏激地否定，这太绝对，实际上中国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这是有目共睹的。

儿童文学的原理，无非是文学的原理。写少儿，少儿看，别人也看，怎样写得更好，作家会在辛苦的工作中摸索，要用自己的语调，这样才能把故事讲好。我原来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口吃的孩子，看到家里的小牛掉到了井里，因为焦急，跑回家后就说不出话来。他爸明白发生了大事，急中生智，让他“唱着说”。他问什么调？当年经常广播“手拿碟儿敲起来”这首歌，他爸就起了个头，结果他很快唱出了整个事情的原委。

这个故事启发我们：只有结巴，才需要找一个固定的、他人的语调，而好的作家不是结巴。

经历和定力

人和人是不同的。有人非常注意跟上时髦，跟上潮流，写流行的主题、故事和趣味，找一些热点和畅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有人对潮流并不敏感，他们只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潮流无论怎么变化，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主意，写自己的感动，表达自己的生活。

跟从潮流和时尚的人，就要观察别人喜欢什么、市场多大、读者多少，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这种写作，就是通常说的“潮流的裹挟”。时髦的诱惑、从众的心理、风气的左右，这在每个人那里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就写作来说，那些专注于自己内心的人会更好。这就说到了定力。

我们经常讲到“自我”，这里指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而不是平常说的“自己”。一个人要寻找和守住“自我”，能够旁若无人地生活在个人的空间中，是很难的。我们总是被合唱、被群声所左右，不停地重复同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确凿无疑的真理和事实。我们似乎很愿意相信多数人。好的写作者经常回到个人，回到独处的状态，这虽然很难，却很重要。

更多的时候，我们像一条热情的狗，却很难像一只高冷的猫，猫不愿意跟随，常常是独立的。在我们看到的所有动物中，猫用来思考的时间、独处的时间是最长的。有人说猫是在打瞌睡，实际上它也在思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像猫一样“自我”，而不能总是像狗一样热情、追随、顺从。

杰出的写作者是非常自尊的，好的生命质地是自尊的，写作者会在很大程度上忠于自己的经历，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这是写作者一生的功课。

俄罗斯的一位大作家说过一段话，令人感动，让人历久难忘。他说：“我经常在想，我这一辈子不需要做得更好，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了。我经常为这一点感到痛苦和自责。”这段话说得太好了。什么意思？从头想一下自己和父辈，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实在不易，和平年代有内卷，有小人，战争年代有流血，有牺牲，一个人要求学，要成长，要就业，要养家糊口，也很难。人就是这样，常常好了疮疤忘了痛，人经历了不幸，就不要制造不幸了，他因为艰辛而获得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只可以用来减少他人的痛苦，只可以化为良知，只可以变得更自尊更善良，而不能用来侵犯和攫取，也不允许自己荒唐和颓唐。要下这样的决心，要做到，也很难。

童年的记忆，过去的记忆，包括眼前的生活，对写作起到一种向上的推力，这样的作品才会是好的、有意义的。这是写作者应该具备的超越力和定力。

写作者的故事

写作者常常惋惜自己缺少复杂的经历，总是羡慕他人有那么多适合文学创作的以往岁月。这是可以理解的。

每个人都有缺失的东西，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物都体验一遍。但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没有经历田野，会经历城市；没有生活在一个艺术家庭、知识分子家庭，会生活在工人家庭、农民家庭；没有成长在繁华的都会，会从小饱览小村、河流和大海，或者丛林……各有所长，只要写好自己熟悉的部分，就有意义，就能够与他人交流。

有人可能觉得某种特别的生活才更“文学”，其实只要写好，到了极致，都会很“文学”。审美是各种各样的，不能相互取代。一个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有无才能，所以才要不停地学习，去发现和挖掘。好多人写到半道，以为自己没有才华，就放弃了，有人得了很大的奖赏，还要怀疑自己没有写作的天分。可见人的判断力、性格，都是不同的。原来判断个人的才能，是很难的。

不要过分看重世俗的奖赏。要感谢荣誉和奖励，但也要明白，它和某些补药一样，中医说它“扶强不扶弱”：强壮的人吃了以后更强壮，而弱小的人，吃了会出事。

写作者的生活都是财富，不要轻视任何生活，不要只是羡慕别人的生活，更不要误解自己的生活。

文学将生活保鲜

我们的创作非常依赖过去的经历，尤其是童年的经历，因为那些经历带有更大的自然属性和生命属性，更加具有永恒性，蕴含了跨越时代的力量。

写作者无法把昨天的记忆转化为文学，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一颗诗心和童心去拥抱昨天，才会将昨天激活，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使用惯常的文学套路，生硬地改造和组装过去的生活。

本来是很独特的经历，经过概念化的改造，大家也就差不多了，平庸的写作就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枚新鲜的水果，经过不断的模仿和学习，这枚水果就变成了果脯。尝一尝还有水果的味道，但实际上已经被充分糖化了，这不好。

不要把水果变成果脯，而是要努力地、用尽一切办法去保鲜。一旦做成果脯，那就是聊胜于无的通用品了，超市货架上一排排，不分季节地出售。

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将生活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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