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老李种树三十载，镇上要拆迁赔他百万：全捐给了留守儿童
更新时间：2025-03-14 15:26 浏览量：1
老李的树在村头一排排站着，像是从前的队列照，背挺得笔直。那会儿他还不叫”树老李”，只是村里修水泥路的工人，脸上的皱纹还没那么多，帽子上总是积着一层灰。
我是村小学的老师，刚分来那年，老李四十出头，正值壮年。村小学就在路边，我隔着窗户常看见他在水泥路两旁挖坑栽树，一锹一锹，不紧不慢。
“李师傅，天要下雨了，歇会儿吧。”我下班路过时说。
“没事，树苗等不得。”他头也不抬，只是用已经生了茧的手掌擦了把额头的汗，汗和土混在一起，留下一道褐色的印记。
他的工具箱里装着个破旧的暖水瓶，外皮已经裂开，露出里面的玻璃胆。里面的水大概是早上灌的，到了下午已经凉了，他却仍然像喝热茶一样，小口小口地啜着。
村里人都不明白老李为什么这么卖力。镇上给的工钱少得可怜，按理说应付应付就行了，像其他几个摊派来的壮劳力那样，树坑挖得浅，栽完就走。可老李不一样，他每挖一个坑都认真测量深度，每栽一棵树都亲手培土、浇水。
“种棵树怎么这么费事？”村头卖茶叶蛋的老周问他。
老李抹了把汗，用已经糊了一层泥的手背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一副七八十年代的赤脚医生同款，镜腿用铁丝缠着），说：“树不比人，栽下去就走不了了，得负责到底。”
老周递给他一个茶叶蛋，他推辞不过，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剥壳，像是在对待什么珍贵的东西。那只茶叶蛋在他粗糙的手掌中显得格外小。
“你那儿子还没回来？”老周随口问道。
老李的手顿了一下，继续小心地剥着蛋壳：“在广东那边厂里，忙。”
树栽完了，老李的活也该结束了。但第二天一早，我在窗口又看见了他的身影，他挎着个旧书包似的帆布包，里面鼓鼓囊囊的，一路走一路看那些刚栽下的小树。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做工粗糙的小木桩，钉在一棵看起来有些歪斜的小树旁，然后用不知从哪弄来的尼龙绳，把树和木桩绑在了一起。绑完这棵，他又走向下一棵。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老李不再是镇上派来修路的工人，而成了村里的风景。天不亮就出门，背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挨个检查、照料那一排排的小树。夏天，他提着水桶给树苗浇水；秋天，他用扫帚清理树下的落叶；冬天，他用稻草把树干底部包起来防冻。
村里人笑话他：“又不是你家的树，操这么多心干啥？”
老李笑笑不说话，继续忙他的。渐渐地，村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树老李”。
日子在指缝间悄悄溜走，一年，两年，五年……树慢慢长高了，老李的腰却一点点弯了下去。那条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后来又铺上了柏油。树也从当初的小树苗长成了能乘凉的大树，柳树、槐树、杨树，枝叶茂盛，夏天的时候，树下阴凉一片，成了村里人纳凉的好去处。
柏油路热得冒烟的时候，老李总会拎着塑料凳坐在树下，从那个旧帆布包里掏出一把磨得只剩半截的剪刀，仔细地修剪着树枝上的枯枝。没人注意到他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
只有我知道，每逢学校放假，村里那些没人接的留守儿童会偷偷跑到老李那儿。老李会从衣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分给孩子们。那些孩子会围着他，听他讲树的故事。
“叔，我爸妈啥时候回来啊？”总有孩子会这么问。
老李会摸摸孩子的头，手上的茧蹭得孩子头发沙沙响：“快了，快了，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赚钱不容易。”
然后他会指着那些树：“看见没，这些树就像你们的爸爸妈妈，根扎在这儿，但枝叶得往外伸，去够阳光。他们是为了让你们过得更好。”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有一年，隔壁村的一棵大树被雷劈中，砸坏了一户人家的房子。村里人担心，想砍掉路边这些树。老李得知后，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积蓄全取了出来，买了一大堆防雷设备，一棵棵安装上去。
“你这是何必呢？”村支书拦着他，“镇上会处理的。”
老李抬头望了望那些树，树冠已经很大了，枝叶繁茂，投下大片阴凉：“树长这么大不容易，砍了多可惜。”
又是十年过去。
那年夏天特别热，老李照例坐在树下乘凉，忽然一头栽倒在地。送到镇医院时，大夫说是中暑加劳累过度。我去看他，病床边放着他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还装着修剪树枝的工具。
“那些树还好吧？”醒来第一句，他就问这个。
“好着呢，水都浇过了，”我说，“李叔，你儿子的电话找到了吗？”
他摆摆手：“别麻烦他，厂里忙。”
出院后，老李依旧每天照料那些树。只是步子更慢了，腰更弯了，那顶褪了色的草帽下，头发全白了。
去年冬天，镇上来人了，说是要拓宽公路，村头那排树要被移走。
老李闻讯赶来，拦在树前：“能不能留下？这树三十年了，都是活的。”
镇上的干部也很为难：“李大爷，这是上面规划好的，必须拓宽，不然咱们村永远要被卡在交通瓶颈上啊。”
“那…能不能移栽？”老李问，“别砍了。”
镇干部笑了：“移栽是肯定的，毕竟这么大一排树，是笔宝贵财富。但问题是…”
“问题是啥？”
“这些树当年是集体栽的，属于集体财产。按照政策，补偿得按比例分给当年参与栽树的人，您是主要养护人，能拿大头。”镇干部掏出一张纸，“这里有名单，原定十二个人，现在能联系到的只有六个，其中五个都同意把补偿款让给您，毕竟这些年是您一直在养护。”
老李接过名单，手有些抖：“补偿多少？”
“初步评估下来，您能拿到一百万左右。”
村里人都沸腾了。一百万啊，够在县城买两套房了。老李这下可发达了。
可老李拿到钱后，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他把钱全捐给了村小学，指名用于资助那些留守儿童。
“老李，你疯了吧？”村支书急得直跺脚，“那可是一百万啊！你儿子知道吗？”
老李背着手站在村头，望着被移栽到新地方的那排树。远远看去，它们还是那么挺拔，只是树干上裹着一层层保湿的草绳和麻布。
“不用跟我儿子说，”他说，“他有他的生活。”
我站在一旁，心里忽然涌起一个疑问：“李叔，您儿子多久没回来了？”
老李沉默了一会儿，眼神望向远方：“他…二十五年没回来了。”
“那您有他的消息吗？”我小心地问。
“没有，”老李摇摇头，“他十八岁那年去了广东打工，说要挣了钱回来，让我过好日子。后来…后来就没了消息。”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您为什么…”
“那些孩子，”老李打断我，“那些留守的孩子，他们的爸妈在外面打工，至少还会打电话回来，过年能回来看看。他们不是我儿子，但跟我儿子一样。”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老李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种这些树，起初是因为这是工作，后来是希望儿子回来能认得路，再后来…”他停顿了一下，“再后来是希望那些孩子们在树下乘凉的时候，能想起他们的爸妈，不要怨恨。”
我看着老李佝偻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什么。
第二天，我带着几个留守儿童去看老李。刚到村口，就看见老李坐在新栽的树下，手里拿着个锯子，正在修剪那些因为移栽受损的枝条。
“李爷爷！”孩子们一拥而上。
老李抬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笑容。他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水果糖，一人发了一颗。
“李爷爷，听说您把钱都给了我们学校？”一个小女孩问。
老李摸摸她的头：“嗯，你们好好读书，长大了记得常回来看看。”
“那您的儿子呢？”另一个孩子问，“他回来看您吗？”
老李的笑容凝固了一瞬，又恢复如常：“他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回不来。”
孩子们又问东问西，老李耐心地回答着。阳光透过新栽的树叶，洒在他们身上。
晚上回家路上，我在老李家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坐在门槛上，从那个旧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泛黄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
我没有上前，但能看见那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老李，身边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父子俩站在刚栽下的小树苗旁，笑得灿烂。
老李的指尖轻轻抚过照片，嘴唇微动，像是在说着什么。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门前的树影婆娑，仿佛在对他点头。
后来我从老支书那里听说，老李的儿子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就在一场工厂事故中去世了，只是没人有勇气告诉老李，大家都默契地配合着他”儿子在外地打工”的说辞。
那些树，是老李对儿子最长情的纪念。
而那些留守儿童的笑脸，或许是上天赐给老李的另一种安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里的留守儿童放学后，总会自发地去帮老李照料那些树。浇水的、除草的、拾落叶的，一群孩子围着老李忙碌，树下充满了欢声笑语。
前几天，镇上来人，说要给老李颁发”县级模范”的奖状。老李摆摆手说不去，让人把奖状挂在小学校门口就行。
奖状发下来那天，全村人都去了学校。老李破天荒地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戴上了那副用铁丝缠着的老花镜，站在台下，望着台上念获奖词的镇干部。
“李德明同志，三十年如一日，义务养护公共绿化，无私奉献，精神可嘉…”
台下掌声雷动。老李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走到他身边：“李叔，高兴吗？”
他抬起头，眼里有光：“高兴，高兴。”
然后他压低声音，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说，我儿子要是知道了，会不会也为我高兴？”
我握住他粗糙的手：“一定会的，李叔。”
会议结束后，老李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村委会吃饭，而是一个人慢慢地走向村头那排移栽的树。
夕阳西下，老李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他的背依旧是弯的，但在落日的映照下，却显得格外高大。
他在最粗壮的那棵树前停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抹布，仔细地擦拭着树干上的灰尘。擦完后，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用随身带的透明胶，郑重其事地贴在了树干上。
没人知道纸条上写了什么，只看见老李对着树，鞠了一躬。
也许，只有那些树知道答案。它们依然挺立在村头，枝叶繁茂，经风历雨，像一位老父亲，守望着远方。
今年春天，那排树开花了，白色的花瓣如雪般落下，铺满了村头的小路。老李仍然每天去照料那些树，只是身边多了几个小小的身影——那些没人接的留守儿童，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认真地照料着每一棵树。
“李爷爷，这树能活多久啊？”一个小男孩问。
老李笑了：“好好照顾，能活一百年。”
“那您能活多久？”男孩天真地问。
老李摸摸他的头：“爷爷活不了那么久，但你们可以帮爷爷照顾这些树，好不好？”
孩子们齐声答应：“好！”
老李的眼角湿润了。
村头的树，生生不息。老李种的，不只是树，还有爱与希望的种子，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