骇人听闻！英国儿童贫困飙升，工薪家庭中产梦碎！

发布时间：2025-11-19 21:50:00  浏览量：44

《华盛顿邮报》近日刊发深度报道，揭示了英国社会一个令人心痛的现实：曾经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房租、育儿费用和食品价格的飞涨，早已将工资远远甩在身后，导致儿童贫困率飙升至2002年有可比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甚至跻身欧洲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列。更令人震惊的是，绝大多数贫困家庭中，至少有一位家长在努力工作。

在伦敦北部一个清晨，单身母亲西娅·贾菲（Thea Jaffe）推着婴儿车，艰难地爬上陡峭的山坡，送孩子们去学校。她气喘吁吁地笑着说：“这感觉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婴儿车里挤着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她10岁的儿子背着红色的迈克尔·乔丹背包，吃力地跟在旁边。她瞥了一眼路边免费供人取用的镜子和手提箱，但并未停下脚步——她那间位于杂货店上方的单卧室公寓里，已经堆满了类似的“战利品”。

贾菲女士的笑声中带着一丝无奈与疲惫。对她而言，每一天都是一场无休止的攀登：育儿、房租、杂货，以及那份关于生存的无声计算。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年薪高达4.5万英镑（约合5.9万美元），然而，这份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三个孩子的日托费用。她的日常挣扎，正是整个英国社会困境的缩影。

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坚信，就业是抵御贫困最可靠的防线。然而，这一假设如今已然失效。真实工资停滞不前，育儿成本却急剧飙升，在某些情况下，全日制托儿费用每月甚至超过1000英镑（约合1315美元）。与此同时，多年的紧缩政策导致大量托儿中心关闭，经济适用房严重短缺。而英国主要的福利金——“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在多年通货膨胀中持续贬值，因为其福利标准未能及时与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同步。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社会政策专家基蒂·斯图尔特（Kitty Stewart）指出：“过去五到十年，英国出现了真正赤贫的现象。”她表示，自2012年紧缩措施开始生效以来，儿童贫困率就一直在攀升，尤其是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其中最具争议的政策之一，便是所谓的“两孩限制”。这项政策禁止已经领取福利的家庭为第三个或更多孩子申请额外津贴。分析人士估计，这项政策已将数十万儿童推向贫困线以下。斯图尔特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这根本就是在公然制造贫困。”

根据英国政府的定义，约有31%的儿童，即约45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里的“贫困”指的是家庭在扣除住房成本后，收入低于全国中位数收入的60%。令人心酸的是，其中约70%的贫困儿童生活在至少有一位家长工作的家庭中。考虑到住房成本，儿童贫困率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其中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伦敦和英格兰西北部等地区贫困水平最高。

工党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曾表示，他希望在下次大选前降低儿童贫困率，这引发了外界对其政府可能提出改革的猜测，甚至可能取消“两孩限制”。然而，政府将如何为增加的补贴买单，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围绕儿童贫困的辩论，也折射出工党内部更深层次的裂痕：究竟是应该像左翼人士坚持的那样，首先保护弱势群体，还是应该像中间派所说的那样，平衡财政收支并实施财政纪律？这种紧张关系在去年已经显现，当时工党削减老年人冬季取暖补贴的计划遭到强烈反对，最终迫使政府软化了政策。

“两孩限制”政策由保守党政府于2017年设立，其理由是领取福利的人在决定是否要更多孩子时，应该与不依赖福利的人面临“同样的财务选择”。但批评者认为，这项政策仅仅因为孩子的出生环境而惩罚他们。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社会保障网络远不如英国慷慨的美国，家庭为每个孩子获得的支助是平等的，甚至在大家庭中，每个孩子获得的支助可能更多。

根据2019年至2021年的平均数据，英国的儿童收入贫困率为21%，在所列国家中排名靠后，且在2012年至2021年间，贫困率还上升了20%。相比之下，丹麦、斯洛文尼亚、芬兰等国的贫困率仅为10%，且许多国家在同期贫困率有所下降。

然而，这项政策的支持者辩称，英国纳税人不应补贴大家庭，而且民意调查显示，这一论点得到了广泛认同。YouGov在2025年7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9%的英国人支持维持这项限制。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赫（Kemi Badenoch）在去年9月表示：“取消‘两孩福利上限’将是一个鲁莽的举动，每年将耗资35亿英镑，这意味着更多的税收和更多的借贷，而我们现在已经入不敷出。”她补充说：“我们相信公平，相信领取福利的人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但批评者坚称，这些福利根本不足以促使人们生更多的孩子。46岁的伦敦居民露丝·塔尔博特（Ruth Talbot）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并为单亲家庭奔走呼吁。她表示：“认为有人会为了每月多300英镑而生孩子，这简直是疯了——这根本不是人们生孩子的动机。”

塔尔博特说，她认识一些女性，她们想离开虐待或不幸福的婚姻关系，但却因为害怕经济困难而却步。“这成了另一个障碍，而那时她们已经身心俱疲，充满不确定性，”她说，“如果说有什么时候需要更多支持，那就是这个时候，而不是更少。”苏格兰儿童和青少年事务专员尼古拉·基林（Nicola Killean）称这项上限是“对儿童人权的公然侵犯”，认为它损害了儿童获得适足生活水平的权利，并对大家庭普遍存在的社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社会和经济后果已经显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斯图尔特教授指出，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在贫困中长大的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更差，成年后收入更低，对公共财政造成更沉重的负担。在上个月的一次议会听证会上，她引用研究数据称，儿童贫困每年给国家造成约200亿英镑（约合260亿美元）的损失。

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估计，取消这项上限将使47万儿童摆脱贫困。但此举将耗资数十亿英镑，无疑将考验工党对财政纪律的承诺。慈善机构“小村庄”（Little Village）的首席执行官索菲·利文斯通（Sophie Livingstone）表示，儿童贫困是由多种相互关联的因素驱动的，取消“两孩限制”可能“能阻止情况恶化”，但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提供负担得起的育儿服务、住房以及一个能反映真实成本的福利体系。

她说：“我们希望这些数字下降，而不仅仅是停止上升。”她的组织在伦敦为家庭提供衣物和其他必需品。去年，他们开始向全市的产科病房提供婴儿必需品，以确保新妈妈们不会空手离开医院。利文斯通说，转介到该慈善机构的家庭包括那些住在潮湿、不通风的房间里，为了省钱而定量使用尿布，甚至稀释配方奶粉的家庭。

33岁的马里莎·辛普森（Marisha Simpson）就是依赖该慈善机构的母亲之一，她在伦敦东部担任学前班助理，每月收入约1200英镑（约合1579美元）。即使有通用福利金，她仍然难以支付育儿和房租。当福利金延迟到账，导致她手头拮据时，她不得不联系当地议员，以确保那笔被拖延的600英镑能够到账。

“有时候它就是迟迟不来，”辛普森说，“人们认为如果你领取福利，你就不努力工作。但我宁愿根本不需要它们。”

贾菲女士的生活，从大多数标准来看，本应是安稳无忧的。二十年前，她从纽约搬到伦敦，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硕士学位，并全职担任客户解决方案经理。她的薪水本应让她在英国中产阶级中过上舒适的生活。然而，与孩子们的父亲分居后，她表示自己是唯一一个支撑这个家庭的人。为了弥补开支，她领取通用福利金，去食品银行和慈善商店，偶尔还会参加大学研究调查以换取食品券。她开玩笑说自己是Lidl超市应用程序上的“忍者”，时刻追踪折扣信息。最近一次购物时，她买了16磅特价土豆，分摊了一个月的饭菜。她承认孩子们有玩具和书籍，公寓里也没有霉菌——“我们很幸运，但生活不应该这么艰难。”

她详细列出了自己的财务状况。最近一个发薪日，她收到了2800英镑（约合3684美元）的税后工资和3342英镑（约合4398美元）的福利金，总计6142英镑（约合8082美元）。她的支出为5950英镑（约合7829美元），其中包括2000英镑（约合2632美元）的房租；3000英镑（约合3947美元）的托儿所和课后托管费用；其余用于食品、水电费、交通和其他开支。

总而言之，她当月结余了192英镑（约合253美元），这算是一个不错的月份——但这笔盈余很容易就会因为一次学校旅行、急需的衣物或意想不到的开支而消失。这意味着她必须不断计算——比如他们是否能负担得起1.75英镑（约合2.30美元）的校车费，还是应该步行去学校。

她外向的10岁儿子摩西（Moses）经常谈论他成为百万富翁的计划。他甚至写了一份商业计划，要成为一名YouTube明星。“他说，‘等我赚到几百万，我就要改变我们的生活，’”贾菲说，“这很棒，给了他抱负。我只是很抱歉他不得不以如此艰难的方式学习这么多。”

目前，她只能继续攀登——一个山坡，一张账单，一个又一个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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