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17分钟就有1名儿童死亡或伤残，孙玉良：这种血腥令人窒息

发布时间：2025-10-09 14:54:08  浏览量：6

文︱孙玉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日内瓦说了一个让人窒息的数字：两年来，加沙有大约6.1万名儿童“死亡或残疾”；平均每17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因冲突丧生或受伤到残疾。里卡多·皮雷斯在记者会上把这些数字念出口，语气里有痛惜，也有无奈，他说孩子们“经历了任何孩子都不应面对的恐怖”。这话听起来像礼仪问候，实际上是一记扇向全世界的耳光。

把生命压缩成统计，这是战争的冷酷逻辑。每一次数字跳动，背后都是一张断了线的家庭照、一个被炸毁的教室、一个没有盥洗设施的产房。皮雷斯还提醒：在这里，每五名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早产儿，而医院连基本的医用设备都无法保障，孩子们不得不共用氧气面罩才能活下去。设想一下新生的啼哭与氧气机的嘶鸣同时汇成一段无法入耳的旋律，这就是那片土地上的日夜。

如果只把目光停在儿童死亡的节拍上，那还不够悲哀。加沙卫生部门的统计把范围拉得更宽——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6.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逾16.9万人受伤。这些数字并非抽象，它们是家庭的碎片，是医院门口排队的影子，是一代人童年的断层。数字越大，麻木的风险越大；我们读得越多，心的反应却越可能变成习惯。

读着这些报告，脑海里会不自觉地浮现出两种景象：一个是国际会议厅里井然有序的口径与声明，另一个是被轰炸后的街巷和母亲无措的脸。会议厅的麦克风冷静，统计表格整齐，新闻稿讲求措辞，外交辞令尽量避免触碰痛点；而街头的痛，鲜活、血腥且无法被修饰。两个世界并行，呈现的是道德与现实的错位。

很多人会问：这些死伤能带来什么政治结果？答案有时令人绝望——短期的地缘政治算计、长期的社会崩解。孩子们的未来被切割成片段，教育系统被瓦解，公共卫生退化到只够应付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多年以后，这些长期受创的孩子会以怎样的方式回到社会？我们无从确定，但可以断言：伤口会以不同的形式延续，社会修复的账单，会由下一代来买单。

联合国说“不可接受”，这是合适的用词，但也许太过温和。不可接受意味着需要行动，而不是仅仅发出声音。从物资援助、人道通道到医疗设备的稳定供给，每一项都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皮雷斯提到的那句细节——孩子们共用氧气面罩——比任何雄辩都更能说明问题：当生命的基本保护都成了共享资源，国家与国际体系的承诺就成了脆弱的空壳。

与此同时，世界的目光并不总是集中。新闻周期短，热议迅速被别的新闻替代；政治议题被日程表挤占，援助谈判又被利益与安全考量拉扯。悲剧在报纸里短暂存在，然后变成数据库的一行记录，一页翻过的历史。这样的循环让死亡成为“可消费”的信息，而不是需要紧急响应的伦理命题。

有人会以“战争的复杂性”“各方责任难以厘清”为辩解。复杂性确实存在，但复杂不等于无能为力。对于受害的孩子而言，政治解释毫无慰藉。我们该问的，是现实的可操作项：如何保障人道通道？如何确保医院与医务人员不受攻击？如何让救援物资真实到位，而不是被阻隔在漫长的审批链条之外？这些问题的答案，既需要国际组织的压力，也需要各方在冲突法律与人道原则上的自我约束。

再回到那些统计数字。它们像一面镜子，让每个看镜子的人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当儿童成为统计的“单位”时，我们的道德阈值降低到了什么程度？这并不是抽象的伦理讨论，而是关于能否在人性边界上保持基本底线的测试。世俗的政治或许可以权衡利害，但儿童的生死不该是权衡的筹码。

这场悲剧需要持续的目光。不只是激愤一时的转发，更是制度上的跟进：新闻监督、独立调查、对医疗与人道设施的长期保护机制、以及真正可执行的国际援助路线。议会里的辩论与外交的斡旋都重要，但当婴儿的肺需要氧气时，浮于表面的论战就显得残酷无比。

我并不天真地期待一个简单结局。冲突的深层矛盾错综复杂，短期内和平的实现充满障碍。但不代表个人与社会应当放弃对儿童生命的关注。每天有17分钟在流逝，让我们迫切地意识到：关注必须变成行动，行动要有连续性，要把那些被压缩成统计的名字，重新变回有人脸的人生。媒体与公民社会的道德记忆，是抵抗麻木的工具。

夜晚再深，也要记住那些哭声与呼吸机的嘶鸣。我们能做的不只是阅读报告然后转身离开，而是在每一次数字跳动时，提醒自己那不是抽象，那是孩子。让数字成为催化，而不是麻木，让痛苦成为行动的起点，而不是信息消费的结束。世界欠这些孩子一个更稳固的明天，而每个人都该为那份欠款负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