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王老师坚持四十年给留守儿童补课 去世那天全村人排队送别他
更新时间：2025-04-02 10:16 浏览量：13
雨停了。没完全停，还在滴答。
老赵抬头看了看屋檐，拿着烟的手不安分地在裤兜里掏啊掏。他说今早接到电话，王老师走了。没人问，但他还是补了一句，“八十七了，这把岁数也算够本儿了。”
我从搬离河口镇到县城已经有十年了，镇上的变化不小。原来那个黄泥巴路的村口现在铺上了水泥，村口小卖部换了三任老板，但王老师家那间教室，据说到去年夏天还亮着灯。
这次回来修整祖屋，顺便看看老同学。七月的河口镇，闷热得很，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酸的味道，可能是烂了的杏子。老赵说，自打电子烟出现，他已经很少抽传统香烟了，但今天特意从家里找出一包压箱底的红塔山，“王老师最常抽这个”。
说起王老师，镇上的人都知道。不是因为他教书好，他的确教得好，但更多是因为王老师有个怪习惯——四十年来，只要有孩子来敲门，他从来不会拒绝。没设置时间，没收过费，只要孩子们来，他就会开门。
“嗳，当年我们不理解。”老赵眯起眼睛，“我爸还说他有毛病，正经教师哪有这么不要命的。”
王老师家的教室实际上是他家堂屋改的。当年他和妻子就住后院的两间小屋。教室里放着六张旧课桌，墙上有个掉了漆的黑板，黑板上方贴着一排褪色的奖状。有人说奖状是王老师年轻时获得的，但也有人说是他早年教过的学生的，真相只有王老师知道，但他从来不提。
“有次我去送馒头，正好听见他在讲三角形的面积公式，问学生懂不懂，学生都说懂。”老赵笑了，“结果一个小伙子站起来，‘王老师，我懂了，但还是不会做题。’王老师点点头，没生气，说’懂了就行，会做题，这个得慢慢练’。你说咱们这乡下的补习班，讲究这个吗？”
王老师的课从不按教材，有时候教数学，有时候是语文。记得在我小时候，每到傍晚，都有三三两两的孩子往王老师家跑。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顾。老人管不了学习，孩子成绩跟不上，王老师的教室就成了救命稻草。
老赵说，“最开始还是正经补课，后来不知怎的，变了样。”
变了样是指，王老师开始教一些课本外的东西。有学生带来一个坏掉的收音机，他就教怎么修；有孩子问为什么蚂蚁搬家了要下雨，他就讲气压变化；有人想知道怎么给奶奶过生日，他就教折纸花。
“记得有一年，镇上来个督学，说王老师搞这些不务正业，要罚他停课一个月。”
那年王老师刚退休不久。听说督学来视察时，他正带着五个孩子用泡沫板做小船。督学来了，孩子们被吓得都躲到了王老师身后。
“督学问他，‘你这是在教什么啊？’王老师说，’教他们勇敢。’”
教他们勇敢。这话让督学愣住了。后来王老师补充说，他们都是留守儿童，需要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信和勇气。那个督学没说什么，转身就走了，罚停课的事也不了了之。
河口中学的食堂飘来一阵饭菜香，提醒我已经过了午饭时间。老赵打开一瓶啤酒，用那包压箱底的红塔山给我递了一根。
“我是95年上的他的课，那时候他刚从中学退下来。”老赵喝了一口啤酒，“我爸非让我去学奥数，那时候刚流行。结果去了三次，一道题没会做，我就不想去了。”
老赵说，他爸发现他逃课后，狠狠揍了他一顿。他躲在村口的大树下哭，正好被王老师看见。
“王老师没问我为啥哭，就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去补课。我说我不去了，太难了，学不会。他点点头，说那去他家看个电影吧。”
王老师家有台旧电视机，是全镇第一批买电视的人家。那年河口镇还不通有线，能看的就是两个模糊的频道。王老师买了个录像机，收藏了不少科教片，《动物世界》《宇宙探秘》这类。
“去了以后才知道，哪有什么电影，他拿出一堆积木，说先拼个房子玩玩。拼着拼着就讲起来了，这一块是长方体，底面积是长乘宽，这一块是正方体，体积是边长的三次方…”老赵笑了，“回家一算，奥数考了班里第三。”
老赵掸了掸烟灰，忽然说起王老师的妻子。“他老伴儿比他早走十几年，好像是肺癌。两人感情特别好，但一直没要孩子。村里人背后说闲话，说他们丁克，那会儿这事儿可是大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不能生。”
王老师年轻时在城里当过兵，立过功，分配到河口中学当老师。他妻子是镇卫生院的护士，两人是在一次义诊活动中认识的。“他们最风光的时候，是1985年，一起去北京领过劳模奖状。”老赵眯着眼睛回忆，“不过劳模奖状我倒是没在他家里看见过，应该是收起来了。”
谁也没想到，没几年，王老师妻子就查出了肺癌晚期。当时正赶上王老师退休，两人把积蓄全花在治病上。最后还是没留住人。
“他老伴儿走后，他好像一下就老了十岁。”老赵说，“但补课的事没停过。反而比以前更卖力气了。”
后来的事我也有些印象。王老师的补课班渐渐出了名，镇上甚至远一点的村子都有孩子来。不是因为他教得多专业，而是孩子们都说在王老师家学习，心里踏实。
“有个叫小芳的女孩，父母在广东打工，爷爷奶奶身体不好，整天就知道让她干农活。”老赵递给我一根烟，我摇摇头拒绝了，“她初中差点辍学，是王老师每天骑自行车去接她上学。后来她考上了师范，现在在县城教书。”
这样的学生不止小芳一个。我记得有个叫大壮的，父亲酗酒，经常打他和他妈。他妈受不了，跑了，只剩下他跟着爸爸。王老师知道后，找了个由头让大壮住到他家”帮忙”，一住就是三年，直到大壮高中毕业。
“现在想想，那会儿也是王老师最艰难的时候。”老赵说，“他退休金也没多少，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爸有次送了两袋米过去，看见他锅里煮的全是白菜。”
正说着，老赵的手机响了。是他老婆打来的，问什么时候回家吃饭。老赵说马上，然后又聊了十分钟才挂。
“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是去年冬天。”老赵继续说，“那天下大雪，他来送一本习题册，说看见书店里有，想着我儿子可能用得上。”
老赵儿子今年上高二，学习一般，对王老师的课也不感冒。习题册拿回家后，一直压在书堆底下没翻过。
“后来我翻开一看，里面全是他的批注，密密麻麻的，看得出花了不少心思。”老赵有些哽咽，“我问儿子，王老师平时都教啥，他说，’就问我想干嘛，然后扯些有的没的，讲他当兵的事，讲他年轻时怎么追他老伴儿的。’原来三年下来，他到我儿子那儿就是去聊天的。”
一只麻雀落在电线杆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老赵掐灭了烟，说明天是出殡的日子，让我一起去。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赵赶到王老师家，发现路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从河口镇到县城的路上，停满了车，人山人海。
“这么多人？”我有些惊讶。
“都是他的学生。”老赵说，“听说有人从北京赶回来的。”
王老师的遗体停在家里的堂屋，也就是那间四十年来灯火不灭的教室。六张旧课桌不知何时被搬走了，黑板上还留着一道数学题，是上周末他最后一次给孩子们补课时写的。
遗体周围放满了花圈，但最显眼的不是花，而是一堆堆五颜六色的纸船、纸飞机和卡片。据说这是孩子们自发带来的，因为王老师生前最喜欢教他们折纸。
告别仪式很简单，没有花哨的悼词，只有他的学生们轮流上前鞠躬。有人带来王老师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和妻子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影，背后写着日期：1985年5月1日。照片里的王老师穿着整齐的中山装，笑得腼腆，妻子穿着碎花连衣裙，挽着他的手。
小芳也来了，她现在是县一中的老师，带着自己班上的学生一起来送别。“王老师曾经跟我说，教书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人怎么做人。”小芳哽咽着说，“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出殡的队伍缓缓向镇外的公墓移动。走在路上，我惊讶地发现，沿途站满了人，有老人，有小孩，甚至还有拄着拐杖的老校长。他们不认识王老师，但都知道”那个给留守儿童补课的老头儿”。
老赵告诉我，早上他接到电话，说县里来人了，要给王老师追授”模范教师”的称号。“可笑，”老赵说，“他活着的时候，谁管过他？现在来凑什么热闹。”
走到半路，天上下起了小雨。谁也没打伞，就那么继续走着。队伍从河口镇一直延伸到三公里外的公墓，据说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
下午安葬时，雨停了。王老师被安葬在他妻子旁边，墓碑很简单，就刻着”王明礼之墓”几个字，下面是生卒年月。
仪式结束后，我和老赵在回镇上的路上遇到一个小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你是来送王老师的吗？”老赵问。
小男孩点点头，“我昨天才知道王爷爷不在了，我本来想让他教我这道题的。”他展开那张纸，上面是一道简单的加减法算式。
老赵蹲下来，拿出手机的计算器，想帮他算出答案。
“不用了。”小男孩摇摇头，“王爷爷说过，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会算。”
回县城的路上，老赵一直没说话。快到家时，他忽然停下车，指着路边的一棵大槐树说：“那年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哭，被王老师看见的。”
树已经很老了，树干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痕，可能是雷劈的。但它依然枝繁叶茂，树冠投下一大片阴凉。
“他问我为什么哭，我没敢说是因为挨揍。”老赵笑了笑，“我说我数学不好，题做不出来。他说，‘那做得出来的题是不是更多？’我当时也不懂他什么意思，就点点头。然后他说，’那不就行了。’”
老赵摸了摸那棵树，又掏出那包压箱底的红塔山，抽出最后一根。“他最后一次来我家，其实是来告别。”他点燃香烟，深吸一口，“他说他查出肺癌了，和他老伴儿一样的病，晚期。医生说最多撑三个月，他硬是撑了八个月。”
我有些惊讶，“为什么不告诉大家？镇上这么多人敬重他，说不定能凑钱给他治疗。”
“他不想麻烦别人。”老赵说，“他说他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就是陪着一些孩子长大了。他觉得挺值。”
回到家，我翻出了小时候的相册。找了半天，终于在一张发黄的合影里看到了王老师。那是1998年夏天，他组织我们去河边放风筝，照片里的他还很精神，笑容和蔼。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想起老赵说的话：王老师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就是陪着一些孩子长大了。
或许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事吧。
听说王老师的教室现在空着，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有人建议把它改造成纪念室，但被镇上的老人们拒绝了。老人们说，王老师生前最不喜欢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与其做纪念室，不如继续当教室用。
三个月后，我再次回到河口镇，发现王老师家的灯又亮了。小芳辞去了县一中的工作，回到这里接替了王老师的位置。她说这不是出于怀念，而是因为”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来做”。
每到傍晚，还是会有三三两两的孩子往那间教室跑。黑板上的那道题已经被擦掉了，换成了一行字：“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会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