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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村口摆摊卖红薯10年 县长路过点名表扬 原来我教会50个留守儿童

更新时间:2025-04-02 07:24  浏览量:1

村口摆摊那年,我刚好四十。

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只是觉得烤红薯简单。投入不多,一个土炉子,几袋木炭,再买些红薯,就能开张。一个人在外打工十多年,也挣了些钱,但终究觉得身体吃不消了,想回老家过安稳日子。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是我固定的摊位。早些年这树枝繁叶茂,树干上还刻着几对年轻人的名字,有些字迹都淡了,也不知道那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第一年生意很差,冬天来了,村里人都忙着准备年货,谁会特意跑到村口买烤红薯?有时候一整天只卖出去三五个,剩下的我就自己吃了。常常是一边烤着红薯,一边看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想象着车里的人要去哪里,做什么。

炉子旁边放着一把破椅子,是从家里搬来的。椅子扶手上的漆都掉了,露出发黄的木头,但坐着还算舒服。旁边还有个收音机,是我爱人留下的唯一东西。她走的那年,连锅都带走了,就是没拿这个收音机,大概是嫌它太旧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有天下午起了大雾,能见度只有十米左右。我刚想收摊,看见一个小身影慢慢地朝我这边走来。

“叔,烤红薯多少钱一个?”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穿着有点脏的校服,鼻子冻得通红。

“两块钱一斤,”我说着,看了看炉子里,“要不要来一个?热乎的。”

他掏出口袋里的零钱数了数,只有一块五。我看他冻得发抖,就说:“今天优惠,一块钱一个。”

他买了一个,捧在手里取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好像要把这份温暖延长一些。

“你家在哪儿?”我随口问道。

“就在那边的刘家村,”他指着雾气中的方向,“我爸妈在广州打工,我和爷爷奶奶住。”

我点点头,又问:“作业写完了吗?”

他摇摇头:“数学题不会做,爷爷奶奶也不识字。”

我犹豫了一下,说:“要不,我帮你看看?我以前在城里上过高中。”

就这样,我和小毛头(他叫刘毛,大家都叫他小毛头)有了第一次”交易”:我教他做作业,他负责每天放学给我捎一瓶水。

第二天,小毛头又来了,还带了两个同村的小孩。他们都是留守儿童,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只有春节才回来一次。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红薯老师”。刚开始只是帮他们检查作业,后来索性背着炉子和红薯,带一块小黑板,在槐树下给他们补习功课。冬天的时候,就在摊位旁边搭了个塑料棚子,里面放了几张废弃的课桌椅,孩子们放学后就过来写作业。

村里人开始笑话我:“四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是正经老师,装什么样子?”还有人说我是骗孩子们钱的,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只是顺便卖卖烤红薯罢了。

有天晚上收摊晚了,我骑着电动三轮车,车斗里载着三个小孩。那天他们学校活动结束得晚,家离得远,我怕他们走夜路不安全,就顺路送他们回家。车子开到一半,链条断了,我们推着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到家时,孩子们的爷爷奶奶都站在村口等着,看到我们回来,又感激又责备。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脚底起了两个大水泡。

第三年的时候,来我这儿写作业的孩子越来越多,小小的塑料棚子已经容不下了。村支书王大伯说:“老刘啊,你这样不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他说得对,我只是一个卖红薯的,没有任何教师资格,万一孩子们在我这出了什么事,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决定停止辅导,只卖我的红薯。但第二天放学后,十几个孩子背着书包站在我的摊位前,眼巴巴地看着我。

“老师,我们数学考试都及格了。”

“老师,我英语默写第一名!”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有个小女孩还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贴了小红花的试卷给我看。

我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老师,我不是老师,我就是卖红薯的。”

小毛头撇撇嘴说:“那我们叫你红薯叔,行不行?”

就在这时,村支书王大伯带着几个人走了过来。我以为他们是来赶我走的,心里有些慌。

谁知王大伯说:“老刘,村委会开会讨论了,觉得你这事做得不错,孩子们成绩都提高了。我们决定把村小学旁边的空房子腾出来,你去那边教孩子们功课吧,正规一点。”

我愣住了:“但我没有教师资格证啊。”

“这不是正规学校,就是个课后辅导班,”王大伯说,“再说了,咱们这边的留守儿童那么多,没人管,你能帮忙就帮帮忙。”

就这样,我的”红薯辅导班”有了新家。不过我还是坚持在村口卖红薯,只是时间改成了下午四点到六点,其他时间在学校旁边的小房子里辅导孩子们。

我从集市上买来了旧书桌和椅子,王支书找人修好了屋顶的漏水处,有个退休的赵老师还送来了一块大黑板。那块黑板有些旧,边角都磨圆了,写字的地方也有点发白,但孩子们都很喜欢。

有一次,小毛头放学后没来辅导班,我有些担心,就去他家看看。老远就听到他奶奶的哭声。原来小毛头发高烧,已经三天了,但老两口没钱带他去镇上的医院。我二话没说,背起小毛头就往村口跑,搭了一辆过路的卡车去了镇医院。

那天我花了两千多,是我半个月卖红薯的收入。医生说再晚一天可能就危险了。小毛头的爷爷奶奶一直要还钱给我,我没要,只是让小毛头好好学习。

这事之后,村里人对我的看法改变了不少。以前总有人在背后说闲话,现在见了我都会打招呼,有时还会给我送些自家种的菜。

冬天的时候,我的电动三轮车坏了,修车的钱刚好是我准备用来进货的。那几天,我只能背着一小筐红薯,步行到村口去卖。没想到第二天,村里的李大爷骑着他的三轮车来找我:“老刘,我那车闲着也是闲着,你先用着,等你攒够钱了再还我。”

我的辅导班一办就是七年。这期间,小毛头从小学毕业上了初中,又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还有很多孩子在我这儿写过作业,有的已经长大成人,有的考上了大学,还有的选择了和父母一样外出打工。

我也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一大半,身体也不如从前,但每天看着孩子们认真学习的样子,就觉得很值得。

第十年的春天,县里来了几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附近。我正在烤红薯,也没太在意。忽然听见有人喊:“老刘!县长来看你了!”

我抬头一看,几个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面带微笑。

“你就是刘师傅吧?”他伸出手,“我是县长王明。”

我连忙擦了擦手上的炭灰,有些局促地和他握手。

县长看了看我的摊位和炉子,又看了看旁边已经支好的小黑板,问:“你每天都在这里卖红薯?”

“是啊,”我点点头,“下午孩子们放学了,我就在这里辅导一下功课。”

“我听说你已经帮助了五十多个留守儿童?”县长问。

我挠挠头:“没数过,大概有那么多吧。”

县长转向身边的人说:“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红薯老师’。这十年来,他默默无闻地帮助留守儿童,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报酬。”

原来,小毛头考上了省重点大学,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我的故事,引起了县里的关注。

“刘师傅,县里准备在各个乡镇设立留守儿童服务站,我们想请你来做顾问,分享你的经验。另外,县里决定给你发一份补贴,感谢你这些年的付出。”

我摆摆手:“不用了,我就是闲着没事做。”

县长笑了:“刘师傅,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的故事鼓舞了很多人,我们希望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站出来,一起关心留守儿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十年来第一次,有人叫我”刘师傅”而不是”卖红薯的”。老槐树也变老了,树干上的刻字更模糊了,但我教过的孩子们,有些已经飞向远方,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学校旁边的小房子里整理教材,门口突然挤满了人。小毛头从人群中挤了进来,现在的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比我还高半个头。

“红薯叔,”他说,“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他拉着我的手,带我来到村委会的大院。院子里站满了人,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他们见我来了,突然鼓起掌来。

在院子中央,支起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红薯老师刘德明爱心辅导站”。

小毛头红着眼圈说:“红薯叔,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村里正式的’红薯老师’了。这个辅导站是县里拨款建的,专门给留守儿童用的。”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牌子,又看了看周围熟悉的面孔,突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

“我不配…”

“配!”村支书王大伯打断我的话,“你比谁都配!这十年,你花了多少心血在这些孩子身上,谁不知道?”

人群中,有个老人颤巍巍地走了出来,是小毛头的爷爷。他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薯,递给我:“老刘,记得吗?十年前,你救了我孙子。这个红薯是我自己种的,你尝尝。”

我接过红薯,感觉烫手,不知道是红薯热还是我的手心热。

如今,我还在村口摆摊卖红薯,但更多的时间是在爱心辅导站度过的。县里每个月给我发工资,我用这些钱给辅导站买了新桌椅和图书。还有很多人得知这个故事后,捐了钱和物资过来。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不回村,或者不在村口摆摊卖红薯,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我还在外面打工,可能那些孩子还是写不完作业,可能小毛头不会考上大学…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头发全白了,电动三轮车也换了新的,但老槐树还在,炉子还是那个炉子,只是现在我烤红薯不只是为了卖,更多的是给那些放学后来辅导站的孩子们加餐。

他们吃着热乎乎的红薯,脸上洋溢着笑容,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冬天的傍晚,夕阳映照在老槐树上,给斑驳的树干涂上一层金色。我坐在摊位旁,看着远处放学回家的孩子们,心里想着:这就是我的人生了,平凡但不平庸,普通但很充实。

我是刘德明,一个在村口摆摊卖红薯十年的人,一个被孩子们称为”红薯老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