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村口摆摊卖红薯10年 县长路过点名表扬 原来我教会50个留守儿童
更新时间：2025-04-02 07:24 浏览量：15
村口摆摊那年，我刚好四十。
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只是觉得烤红薯简单。投入不多，一个土炉子，几袋木炭，再买些红薯，就能开张。一个人在外打工十多年，也挣了些钱，但终究觉得身体吃不消了，想回老家过安稳日子。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是我固定的摊位。早些年这树枝繁叶茂，树干上还刻着几对年轻人的名字，有些字迹都淡了，也不知道那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第一年生意很差，冬天来了，村里人都忙着准备年货，谁会特意跑到村口买烤红薯？有时候一整天只卖出去三五个，剩下的我就自己吃了。常常是一边烤着红薯，一边看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想象着车里的人要去哪里，做什么。
炉子旁边放着一把破椅子，是从家里搬来的。椅子扶手上的漆都掉了，露出发黄的木头，但坐着还算舒服。旁边还有个收音机，是我爱人留下的唯一东西。她走的那年，连锅都带走了，就是没拿这个收音机，大概是嫌它太旧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有天下午起了大雾，能见度只有十米左右。我刚想收摊，看见一个小身影慢慢地朝我这边走来。
“叔，烤红薯多少钱一个？”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穿着有点脏的校服，鼻子冻得通红。
“两块钱一斤，”我说着，看了看炉子里，“要不要来一个？热乎的。”
他掏出口袋里的零钱数了数，只有一块五。我看他冻得发抖，就说：“今天优惠，一块钱一个。”
他买了一个，捧在手里取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好像要把这份温暖延长一些。
“你家在哪儿？”我随口问道。
“就在那边的刘家村，”他指着雾气中的方向，“我爸妈在广州打工，我和爷爷奶奶住。”
我点点头，又问：“作业写完了吗？”
他摇摇头：“数学题不会做，爷爷奶奶也不识字。”
我犹豫了一下，说：“要不，我帮你看看？我以前在城里上过高中。”
就这样，我和小毛头（他叫刘毛，大家都叫他小毛头）有了第一次”交易”：我教他做作业，他负责每天放学给我捎一瓶水。
第二天，小毛头又来了，还带了两个同村的小孩。他们都是留守儿童，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只有春节才回来一次。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红薯老师”。刚开始只是帮他们检查作业，后来索性背着炉子和红薯，带一块小黑板，在槐树下给他们补习功课。冬天的时候，就在摊位旁边搭了个塑料棚子，里面放了几张废弃的课桌椅，孩子们放学后就过来写作业。
村里人开始笑话我：“四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是正经老师，装什么样子？”还有人说我是骗孩子们钱的，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只是顺便卖卖烤红薯罢了。
有天晚上收摊晚了，我骑着电动三轮车，车斗里载着三个小孩。那天他们学校活动结束得晚，家离得远，我怕他们走夜路不安全，就顺路送他们回家。车子开到一半，链条断了，我们推着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到家时，孩子们的爷爷奶奶都站在村口等着，看到我们回来，又感激又责备。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脚底起了两个大水泡。
第三年的时候，来我这儿写作业的孩子越来越多，小小的塑料棚子已经容不下了。村支书王大伯说：“老刘啊，你这样不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他说得对，我只是一个卖红薯的，没有任何教师资格，万一孩子们在我这出了什么事，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决定停止辅导，只卖我的红薯。但第二天放学后，十几个孩子背着书包站在我的摊位前，眼巴巴地看着我。
“老师，我们数学考试都及格了。”
“老师，我英语默写第一名！”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有个小女孩还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贴了小红花的试卷给我看。
我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老师，我不是老师，我就是卖红薯的。”
小毛头撇撇嘴说：“那我们叫你红薯叔，行不行？”
就在这时，村支书王大伯带着几个人走了过来。我以为他们是来赶我走的，心里有些慌。
谁知王大伯说：“老刘，村委会开会讨论了，觉得你这事做得不错，孩子们成绩都提高了。我们决定把村小学旁边的空房子腾出来，你去那边教孩子们功课吧，正规一点。”
我愣住了：“但我没有教师资格证啊。”
“这不是正规学校，就是个课后辅导班，”王大伯说，“再说了，咱们这边的留守儿童那么多，没人管，你能帮忙就帮帮忙。”
就这样，我的”红薯辅导班”有了新家。不过我还是坚持在村口卖红薯，只是时间改成了下午四点到六点，其他时间在学校旁边的小房子里辅导孩子们。
我从集市上买来了旧书桌和椅子，王支书找人修好了屋顶的漏水处，有个退休的赵老师还送来了一块大黑板。那块黑板有些旧，边角都磨圆了，写字的地方也有点发白，但孩子们都很喜欢。
有一次，小毛头放学后没来辅导班，我有些担心，就去他家看看。老远就听到他奶奶的哭声。原来小毛头发高烧，已经三天了，但老两口没钱带他去镇上的医院。我二话没说，背起小毛头就往村口跑，搭了一辆过路的卡车去了镇医院。
那天我花了两千多，是我半个月卖红薯的收入。医生说再晚一天可能就危险了。小毛头的爷爷奶奶一直要还钱给我，我没要，只是让小毛头好好学习。
这事之后，村里人对我的看法改变了不少。以前总有人在背后说闲话，现在见了我都会打招呼，有时还会给我送些自家种的菜。
冬天的时候，我的电动三轮车坏了，修车的钱刚好是我准备用来进货的。那几天，我只能背着一小筐红薯，步行到村口去卖。没想到第二天，村里的李大爷骑着他的三轮车来找我：“老刘，我那车闲着也是闲着，你先用着，等你攒够钱了再还我。”
我的辅导班一办就是七年。这期间，小毛头从小学毕业上了初中，又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还有很多孩子在我这儿写过作业，有的已经长大成人，有的考上了大学，还有的选择了和父母一样外出打工。
我也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一大半，身体也不如从前，但每天看着孩子们认真学习的样子，就觉得很值得。
第十年的春天，县里来了几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附近。我正在烤红薯，也没太在意。忽然听见有人喊：“老刘！县长来看你了！”
我抬头一看，几个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面带微笑。
“你就是刘师傅吧？”他伸出手，“我是县长王明。”
我连忙擦了擦手上的炭灰，有些局促地和他握手。
县长看了看我的摊位和炉子，又看了看旁边已经支好的小黑板，问：“你每天都在这里卖红薯？”
“是啊，”我点点头，“下午孩子们放学了，我就在这里辅导一下功课。”
“我听说你已经帮助了五十多个留守儿童？”县长问。
我挠挠头：“没数过，大概有那么多吧。”
县长转向身边的人说：“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红薯老师’。这十年来，他默默无闻地帮助留守儿童，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报酬。”
原来，小毛头考上了省重点大学，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我的故事，引起了县里的关注。
“刘师傅，县里准备在各个乡镇设立留守儿童服务站，我们想请你来做顾问，分享你的经验。另外，县里决定给你发一份补贴，感谢你这些年的付出。”
我摆摆手：“不用了，我就是闲着没事做。”
县长笑了：“刘师傅，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的故事鼓舞了很多人，我们希望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站出来，一起关心留守儿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十年来第一次，有人叫我”刘师傅”而不是”卖红薯的”。老槐树也变老了，树干上的刻字更模糊了，但我教过的孩子们，有些已经飞向远方，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学校旁边的小房子里整理教材，门口突然挤满了人。小毛头从人群中挤了进来，现在的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比我还高半个头。
“红薯叔，”他说，“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他拉着我的手，带我来到村委会的大院。院子里站满了人，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他们见我来了，突然鼓起掌来。
在院子中央，支起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红薯老师刘德明爱心辅导站”。
小毛头红着眼圈说：“红薯叔，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村里正式的’红薯老师’了。这个辅导站是县里拨款建的，专门给留守儿童用的。”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牌子，又看了看周围熟悉的面孔，突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
“我不配…”
“配！”村支书王大伯打断我的话，“你比谁都配！这十年，你花了多少心血在这些孩子身上，谁不知道？”
人群中，有个老人颤巍巍地走了出来，是小毛头的爷爷。他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薯，递给我：“老刘，记得吗？十年前，你救了我孙子。这个红薯是我自己种的，你尝尝。”
我接过红薯，感觉烫手，不知道是红薯热还是我的手心热。
如今，我还在村口摆摊卖红薯，但更多的时间是在爱心辅导站度过的。县里每个月给我发工资，我用这些钱给辅导站买了新桌椅和图书。还有很多人得知这个故事后，捐了钱和物资过来。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不回村，或者不在村口摆摊卖红薯，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我还在外面打工，可能那些孩子还是写不完作业，可能小毛头不会考上大学…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头发全白了，电动三轮车也换了新的，但老槐树还在，炉子还是那个炉子，只是现在我烤红薯不只是为了卖，更多的是给那些放学后来辅导站的孩子们加餐。
他们吃着热乎乎的红薯，脸上洋溢着笑容，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冬天的傍晚，夕阳映照在老槐树上，给斑驳的树干涂上一层金色。我坐在摊位旁，看着远处放学回家的孩子们，心里想着：这就是我的人生了，平凡但不平庸，普通但很充实。
我是刘德明，一个在村口摆摊卖红薯十年的人，一个被孩子们称为”红薯老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