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年入84万，儿童陪伴师干些啥？

更新时间：2024-11-29 15:35  浏览量：1

余老妈，有时雇主6岁的孩子这么称呼余芬。某种程度上，这个称呼代表着，余芬的工作得到认可。但每次听到这个叫法，她都会局促起来，“我毕竟不是他的妈妈”。

26岁的余芬，已有三年多儿童成长陪伴师（以下简称“陪伴师”）的从业经验，服务过上海、广州、南通等地多个家庭。课业辅导、陪伴游戏，引导儿童行为习惯等，都是她的工作内容。

在游戏世界，想获得好装备、更快升级，没时间可以请一个游戏代练；现在，家长们想让孩子全面发展，有优异成绩，没时间可以请一个成长陪伴师。近一年多来，这一新职业在社交媒体上走红。

然而，尽管有了陪伴师的介入，不少家长依然深陷焦虑的泥潭，对这一职业也存在诸多期待与疑惑。有人觉得陪伴师的出现能够拯救亲子关系，也有人质疑陪伴师是在“双减”政策之下翻版的家庭教师。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陪伴师存在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作为家长主动邀请的“闯入者”，不少陪伴师告诉记者，只有真正进入一个家庭，才看到当中的脆弱，以及孩子的真实需要。

“陪伴”职业化

经过电话面试、面谈、试课等一系列流程，有10年教培经验的王丹丹成功入职了一个双胞胎家庭做陪伴师。

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双胞胎女孩，读小学之前，父母忙着创业，她们日常由育儿嫂照顾着长大。相处几天后，王丹丹很快发现问题，孩子情绪容易突然爆发，生活中也几乎不说“对不起”“谢谢”。

这也是放下事业、全职陪娃的妈妈，坚持要雇个帮手的原因之一——帮孩子养好习惯和品格。

陪伴的过程中，王丹丹要不停提供“情绪价值”：之前从不分享的妹妹，愿意和姐姐换着玩桌游，王丹丹不仅当面夸奖，还写了一封长信发给雇主；对于输掉的牌局，一贯好胜的姐姐说了“没关系、还有下次”，王丹丹立马称赞；孩子写作业时，笔记认真，也会收到她的表扬……在王丹丹看来，这些语言都是塑造孩子品格的重要反馈。

晚上7点半从别墅出来，王丹丹的工作还没结束。回家后，她要再花上两个小时对孩子当天的表现复盘总结，整理成文发给雇主。

面对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和需求，陪伴师的工作是一场私人订制的服务。

招聘网站上不断出现的“儿童成长陪伴师”需求。

有的家庭请陪伴师，是想解决让家长头疼的作业问题。北京一位陪伴师被雇主要求，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此前因为孩子常常无法按时完成作业，父子之间已经爆发过多次冲突。

入行以前，杭州的小慧以为陪伴师和家教类似，接触后发现，陪伴师的工作内容更为复杂。她不仅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还要关注孩子情绪，并为孩子制订个性化的成长计划。

小慧工作的第二个家庭，孩子的父亲常年出差，妈妈在创业，小慧成了和孩子相处最久的人。“我基本上就围着他们转，陪着玩游戏，生活方面也要搭把手。”

95后余芬入行第一位陪伴的是读幼儿园中班的帅帅——一个在幼儿园上课时需要专门有老师或者生活阿姨拽住的男孩。做心理咨询师的爸爸和金融从业者的妈妈看中余芬年轻，他们想找一个有精力的陪伴师陪着精力过于充沛的孩子，“父母完全不知道对这样的小孩要用什么方法”。

户外活动时，余芬从不和其他阿姨闲聊，只跟着帅帅走，帅帅必须一直在她的视线里，因为帅帅有过走丢的经历。

进入家庭后，余芬发现，之前的育儿嫂没有在交往行为中对帅帅进行引导，帅帅在某些方面有些过于自由：比如撞到别人毫无反应，不肯排队；在一次幼儿园的展示活动里，因为着急上台，帅帅动手撕了其他小朋友的画作。

父母希望只要孩子健康、快乐、自由就好，一些行为习惯随着年龄增长会自然纠正，但余芬并不这么认为。为了让帅帅有“排队意识”，余芬要刻意反复训练。出门前，余芬总要提问帅帅出去后的注意事项，“玩的时候一定要排队，要让别人。”

余芬到帅帅家一个月，幼儿园老师反馈孩子进步很大，想请家长去学校一对一交流。妈妈只能如实交代，因为家里请了陪伴师。

还有一户余芬曾经工作的家庭，有三个学龄男孩，母亲对照顾孩子的生活得心应手，但在学业辅导上实在无法兼顾，只好请一位陪伴师回家和父母合作。

一家陪伴师中介机构负责人把雇佣陪伴师的家长分为三类：忙碌的家长希望陪伴师可以弥补自己因为工作社交，无法每天稳定陪伴孩子的缺憾；不知道如何促进孩子发展的家长，想让陪伴师给孩子更专业的引导；还有一种是孩子身体有问题，需要特教陪伴。

今年9月，在诸暨生活的阿玉发现2岁8个月的儿子进入语言爆发期，她连忙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想找到一位能全英文交流、会情绪管理教育、会开车的陪伴师，为此开出了每月1.8万元的工资。

阿玉工作繁忙，孩子两岁之前，都由育儿嫂和妈妈、婆婆一起照顾。育儿嫂离开后，孩子由妈妈和婆婆带了几个月，她发现，虽然孩子衣食住行不成问题，但学习能力没有很大提升。

身边有人劝阿玉，孩子既然已经上了托班，不用大费周章再请陪伴师。阿玉认为，学校确实给了孩子秩序感以及和同龄人交流的实践，但他在家里的时间更长，有了陪伴师，能在更轻松的环境下，巩固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尽早让专业的人士给孩子指导，可以更早让孩子发现学习的兴趣。

一位陪伴师则坦诚说到，儿童陪伴师大部分还是指向K12学习的需求，“教育是刚需，学校回来，小孩的作业总要有人教，要有人帮忙预习，有人带着运动，家长做不到的时候，陪伴的需求就出现了。”

豪华配置之后

王丹丹的工作从下午2点半开始。她和家庭司机一道去接双胞胎女孩放学。在回家路上的半小时，王丹丹给她们讲历史故事、品德故事，因为孩子妈妈希望，孩子度过的每一刻都能有意义。

“19点30分必须完成所有事情，20点开始睡觉，20点30分要睡着。”高效，是雇主对王丹丹陪伴孩子的重要要求之一。最基本的规则体现在孩子们的时间表上，英文学习、作业辅导、游戏互动、户外运动……每一项，时间都准确到分钟。

陪伴师小慧做的一周计划表。受访者供图

余芬为幼儿做的一周计划表。受访者供图

设计幼儿的一日流程、周计划、月计划这类表格，几乎是儿童成长陪伴师的职业标配。有的计划表细致到要专门列出孩子的洗头时间。有的家庭会要求陪伴师严格执行计划表，甚至具体到每天书看到哪一页。

小慧第一次陪伴的孩子只有两岁半。她照着网上早教计划表和一日流程表做了计划，预想孩子应该能按照时间表配合，但跟孩子互动后发现，她原来设计的很多活动没办法开展，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在工作的第二个家庭，雇主要求小慧及时了解每天幼儿园里开展的活动，以便研究孩子在哪些方面可能没获得发展，再做额外补充。“比如今天体育活动参加得不够，晚上我就多陪孩子做些户外运动，如果参加一些艺术活动没完成作品，我就帮助她把这些作品完成。”

大部分陪伴师陪伴的孩子年龄集中在3-10岁，不过也有例外。

成都的陪伴师阿冰第一次做陪伴师，遇上的是一位辍学在家、患有抑郁症的16岁少女。走进她位于17层的家，窗外的防盗网让阿冰吃惊。

女孩总是待在反锁着的房间里不愿意出来。门上贴着的几张A4纸上，密密麻麻打印了100多条要求：必须敲门同意才能进；听到了尖叫，敲门要说“小姐，请开门”；如果得到回应，就开门进去，叫“小姐”三遍没有回应，就不准再叫……

雇主对阿冰的要求是，看护好女儿的安全，开导情绪。女孩在房间里一有动静，女雇主就催阿冰去看看什么情况。阿冰明白，自己是替家长看着孩子，“不要有自残的行为”。

陪着打游戏、陪着出去锻炼，女孩过得日夜颠倒，阿冰也跟着一起熬夜，有一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

雇主还有个读小学的女儿，为了小女儿不受影响，父母和大女儿住在一起，小女儿则跟外婆在20公里外的一套房子生活。

阿冰只见过姐妹俩一起吃过一顿饭，但饭桌上气氛紧张。姐姐大声抱怨饭菜难吃，说了脏话，妈妈想要劝慰，被姐姐咒骂。父亲的情绪被点燃，女孩也满脸怒气从厨房拿刀出来。

没过多久，因为感到家庭氛围太过压抑，阿冰选择离职，她是这个家里请的第四位陪伴师。

按照一些中产家长们给孩子规划好的最优教育路径，上国际学校，高中出国读书，之后继续申请国外大学，英语算得上最迫切的需要。余芬在陪伴师市场里有绝对的竞争力——她英语专业毕业、考过专四专八、有高中英语教师资格，又有教培经验。

在闵行一户人家面试时，家长告诉余芬，希望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英语交流的环境。但一个月下来，余芬依然没明白这个家庭的核心需求是什么，她猜想自己会不会只是他们装点门面的工具人。

余芬每天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车上，跟一年级的男孩和二年级的女孩去各种培训班。语文、数学都去了专门的老师家补课，留给余芬辅导英语作业的时间没有多少。

“关键并不需要我送他们去培训班”，雇主家有专职司机，余芬在车上的作用，是帮着孩子“磨耳朵”，路上用英文沟通。从别墅区的家到城区中心的国际学校，单程要一小时，每天早上见到在车里睡着的孩子，余芬不忍心叫醒他们。

在余芬看来，这种看似高效的安排有些过头，“小孩也要有喘息的时间。”小男孩的身高不达标，身体情况跟不上密集的学习安排，应该增加休息时间，而不是早早加入“鸡娃”圈子。

早上6点30分起床，先看半小时瓜瓜龙动画网课，再去学校；幼儿园放学后，去学街舞、游泳；7点回家，再由余芬陪着学习两小时，晚上10点30分睡觉——这是南通一名国际幼儿园大班孩子小豪的日程表。每周五下午是余芬的休息时间。这段时间，小豪要去另一位老师家里补习英语。

一位江苏的陪伴师分享自己的经历，雇主要求她带孩子做语文阅读。这位陪伴师觉得孩子认字少，连读书都不会，更谈不上阅读理解，“没有基础，怎么拔高？”

成都的陪伴师阿冰发现，比陪伴小孩更困难的是与家长的沟通。有的家长对孩子要求过高，有的则过于溺爱，还有的家长对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些都给陪伴师的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

阿冰工作的第四个家庭，父母长期出差在外，孩子由奶奶带大。6岁的小孩还不能自己主动穿衣、刷牙，吃饭要大人用勺子喂。女主人想请一个和自己站在同条战线的陪伴师，对抗孩子奶奶的教养方式。

有时雇主没有按照商定好的策略来照料孩子，会让余芬觉得在工作日下的功夫白费。比如帅帅入睡困难，余芬制定了入睡训练，要求周一到周四帅帅睡前不能看视频，但妈妈有时会把Ipad送到孩子床边。“虽然从教育学上讲，偶尔一次没事，但我也希望自己能轻松一点。结果轻松两天，就又倒回去了。”

余芬更怕的是，家长辅导功课后带来的返工。妈妈有时候陪着写作业，做不完，余芬第二天还得带着返工。做不完的作业每天堆积，周末又有新的事情，小孩就会闹情绪。

缺席的家长

余芬有时会充当起家庭的减震器。父母不愿意让管教引发的矛盾破坏亲子关系，就让余芬扮演起管教者的角色。“父母想要高质量培养小孩，但他觉得做不到，陪着陪着就开始吵架了。”

疫情封控时，帅帅家的钟点工阿姨不能上门，爸爸妈妈宁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打扫家务，陪孩子玩的还是余芬。

“妈妈觉得沟通起来会影响亲子关系，由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更好些。”在小慧工作的第一个家庭，雇主也希望小慧作为帮手，执行妈妈的安排。

一位上海的陪伴师说，每次休假回来，家长经常第一时间向她道歉，因为他们在带娃时，孩子不小心受了伤。这位陪伴师感到有些尴尬，“孩子明明是她的嘛。”

有时候，陪伴师小慧比父母更敏感地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后，变得不愿意和小慧做游戏。“他每天回家就不是很开心的状态”，幼教出身的小慧捕捉了孩子的变化，打电话给老师，询问她有没有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游戏，是否在学校遇到困难。最后，小慧判断出孩子出现了入园焦虑，自己则要帮助孩子及时进行调整。

小慧也会被孩子过度依赖。3岁多的女孩不能自主入睡，得小慧讲故事哄她入睡。一段时间后，如果小慧不讲故事，女孩就无法睡觉。

回想起在闵行陪伴的那对姐弟互殴的场景，余芬感到后怕。余芬记得家里的阿姨说，她亲眼看到，在学校拿了文明奖的弟弟用烟灰缸丢向姐姐，差点砸中姐姐的眼睛。

“老师没关系，他们不听话你就打”，尽管家长口头上对余芬放权，但她不敢妄动，“我不能真的像他们的妈妈一样，接管父母的工作。”

“家长从没觉得小孩之间打架是件很严重的事，爸爸甚至会淡淡地说一句，是不是姐姐又欺负弟弟了。”在余芬看来，正是家长的纵容让姐弟之间打架的恶劣程度逐渐升级，长此以往很难纠正。尽管每天坐着豪车出入，也得到雇主夫妻的认可，余芬还是从几乎每月都在换陪伴师的豪宅里离开了。

雇主们创造和遵循着一套规划栽培孩子的模式，在一些家庭中，陪伴师余芬从未成为他们请教孩子教育相关问题的专业对象。

为了让小豪提早适应一年级，南通的雇主没和余芬商量，直接给孩子报名了幼小衔接班。因为课程进度太快，孩子出现了厌学情绪。

小豪和妹妹的父母在非洲创业，奶奶和外婆带孩子们在国内。余芬给海外的家长发微信沟通，希望能减少孩子补习时间，没有得到同意，“家长会说，这样钱不就白交了吗？”

小豪妈妈得知孩子的一位同学英语口语特别好，便向对方家长打听报了什么课外班。得到的回复是，只要做到学校里外教教授的内容回家准时复习、坚持练习即可。余芬早先就有过复习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

当初面试时，有211院校毕业的学生，还有留学生和二本毕业生余芬一起竞争。余芬的报价最高，每月15000元。最终，家长还是选了余芬，她以为对方看重的是自己的经验和专业。

真正进入工作，余芬却总是感受到一种不信任，这让她感到挫败，“陪伴师该是家长的帮手，但他们并不认为陪伴师是专业人士，只是请一个家教而已。”

因为无事可做，余芬在南通工作时每个月在游戏厅充值1500元，早上滑冰，下午就在游戏厅度过。工作四个月后，原本签了长期合同的余芬提前结束了工作，“这份工作实在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小孩如果没有被引导好，就是你的能力不匹配，我们不需要你，换下一个老师，家长从来不找自己的问题。” 一位陪伴师吐槽道，将儿童的表现和陪伴师的工作效果粗暴挂钩并不公平。

和一些孩子相处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喊余芬叫余老妈，余芬有些介意这一点。“他们把对父母的情感寄托放在我身上，并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说明我跟他感情好，但另一方面，是不是说明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多？”

有阵子，余芬进入了瓶颈期，变得焦虑又自我怀疑。“我真的能帮助得了孩子吗？”她想不通，明明自己已经给雇主出了建议方案，但家长没有改变。“做陪伴师时间越久会发现，有些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两年能解决的。”后来，余芬不断告诉自己，养育的主权还是在父母的身上。

在2022年起开始落地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也在强调亲子陪伴、发挥父母双方作用。

在余芬看来，有些家长追求的“高质量陪伴”走到了岔路，“不是说我们今天学了100个单词，就是高质量陪伴。”

“高质量陪伴不一定是天天的，可能有的家长很忙，哪怕说这一年只给小孩一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你们可能在家里玩捉迷藏，或者两个人去骑自行车，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是你在听孩子说话，我们有平等交流的权利。”余芬说。

“发育”不完全的行业

要做陪伴师，你最好长相普通，没有过分漂亮，但也算不上丑。不要太高，不要太矮，不要太瘦，不要太胖，不要单眼皮、不要牙齿不整齐、不要属虎、不要脚大，不要长痘……一位95后陪伴师细数自己见过的各式家长的要求。余芬在视频面试时因为偏胖被刷过，雇主担心她在做游戏时追不上孩子。

即便雇主的要求千奇百怪，在上海和北京两位陪伴师中介负责人的观察中，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陪伴师的行业。

钱多、事少，是不少人对陪伴师的初印象。余芬了解到，今年在行业内收入最高的陪伴师达到了一年税后工资84万，但不同陪伴师之间薪资浮动差异巨大，从几千到几万不等。“高收入对老师要求特别高，从学历、语言能力、生活背景、工作经历经验，给孩子带来的附加服务，非常考验综合能力。”

余芬想劝退那些对陪伴师高薪抱有憧憬的同龄人，“这个职业的付出，比想象中多得多。”

有一次去别墅面试，工作人员领着余芬看了员工宿舍，是一间摆着四人上下铺的地下室。透过一扇小窗，余芬能看到雇主的宠物狗在草坪上享受阳光。这户人家内部有一套庞大的职员体系：专门做饭的阿姨，专门打扫的阿姨，还有一个管家。不过最让余芬不能接受的，是工作得时刻戴着口罩。待了十分钟后，余芬就出来了，“感觉很窒息。”

有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些陪伴师的账号，余芬很疑惑，她们是怎么做到既做陪伴师，又写公号文章，还能直播？自己做住家陪伴师时，几乎没有社交时间。

很多初入行的陪伴师还没找到工作，已经先投入了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成本。

阿冰刚从篮球教练转行时，在家政公司培训考取了早教和育婴师证。真正工作后，她才发现这两个证件并不必需。雇主带着双胞胎女儿出国生活后，王丹丹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她跑了几家家政公司，发现几乎都是把育儿嫂的课程直接改个名字。小慧也经历过几种套路，有的平台要先收服务费，再给推荐家庭、安排面试、提供上户指导；有的说不收中介费，但反复推销课程……

儿童成长陪伴师，尚未列入人社部的相关职业目录。是陪伴师，还是保姆、生活阿姨、育儿嫂，家庭教师？对于还在起点的行业，不论是雇主还是陪伴师自身都对职业的定位不够清晰。

而陪伴师对这份工作更困惑的是，职责范围被随意扩大。

第三份陪伴师工作开始前，阿冰和雇主谈好只管陪伴孩子，不负责做饭等家务。等到真正开始工作，对方又希望阿冰能照着小红书学做菜，但绝口不提加工资。在浦东做陪伴师时，余芬被雇主要求给孩子洗衣服、整理房间、倒尿盆。余芬开玩笑说，自己像地主家的丫鬟。

还有陪伴师被雇主要求“被小孩打骂不能还手”。小男孩喜欢把校牌抡起来甩，他的陪伴师在管教时打了孩子手背，被家里的司机向雇主告状，说陪伴师情绪不稳定。

“我不只是陪伴孩子，更是全身心陪伴这个家庭一起成长。”做陪伴师时，王丹丹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属于陪伴师的社交网络。因为“月薪四万”的标签登上热搜后，王丹丹建了一个陪伴师社群，已经有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陪伴师加入。她们在群里分享工作资料，也不时分享和雇主相处并不愉快的故事。

王丹丹组建的陪伴师社群。

离职很久后，阿冰才在朋友圈里读到她第一个陪伴的16岁少女的成长故事。父母都是公司高管，要求孩子样样完美，一次考试后，考98分的女孩为自己失误的2分顶嘴，被父亲灌了辣椒油，还因此住院。

原本在阿冰看来，女孩丰盈的物质生活令人羡慕，喜欢玩cos，家里就有上百套cos服装、几十顶假发，稍有不顺心，妈妈就会给她买来名牌包袋、手表。为什么孩子会这么不快乐？读完那些朋友圈里的文字，她突然理解了女孩的叛逆表现。

陪伴现在的家庭两年后，阿冰对自己陪伴的孩子感情愈发深厚。“有时候我把他当作儿子了”，孩子感冒发烧，阿冰也心痛地流泪。

最近一次去篮球课的路上，男孩对外婆说，现在全家有6个人。正在开车的阿冰觉得很惊讶，除了爸爸妈妈、外公外婆，他把阿冰也算在家人里。

不过，考虑到未来结婚生育，阿冰计划着再继续陪伴这个孩子三四年后，就放弃陪伴师这个职业，“他会是我最后一个客户”。

不过，在王丹丹的观察中，已婚已育的人做陪伴师更有优势，“家庭关系是复杂的，陪伴师突然进入一个大家庭里，要跟孩子相处，跟整个家庭相处，需要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

每当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咨询王丹丹做陪伴师的经验时，都会被她泼一盆冷水，“刚大学毕业，社交关系还没建立，就进入一个家庭里，社交关系全封闭了，你先提前仔细想好这件事。”

今年，余芬和姐姐合开一家陪伴师中介机构，帮助有需求的家庭匹配陪伴师。她们有过收了定金又退回的经历，因为感到无法匹配家长的需求，“他想要的是太理想化的陪伴师。”

“这个行业做得越来越大，要去规范一些东西。”余芬说。

余芬知道，就现在的市场而言，能够支付陪伴师费用的家庭依然是少数，但她期待着自己能做出流程和体系，成为一个标杆，有能力提供普惠性项目，“陪伴的服务不是有钱人的专属，每个家庭都可以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