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何以建成“世界上最长的街道”——《芝麻街》儿童教育电视节目的创生过程与现实启示

发布时间：2025-11-27 07:36:05 浏览量：33

摘要

20世纪中叶，美国电视节目在商业化的背景下为儿童的成长带来巨大挑战。在改革的呼声中，电视的教育功能被全社会重新审视，政府由此介入电视行业，将其作为补偿教育的工具，与基金会一道促成了《芝麻街》儿童教育电视节目的诞生。该节目以对儿童成长与电视媒介的研究为基础，将教育性与娱乐性进行有机统一，确保教育适应电视媒介；同时通过对电视媒介特性的创造性运用，实现了教育内容的有效传递。该节目启示我们，在数字时代，也可以通过创生教育性内容，实现技术向善，让屏幕成为促进儿童成长的工具。

诞生于1969年的《芝麻街》（Sesame Street）系列电视节目由琼·甘茨·库尼（Joan Ganz Cooney）和劳埃德·莫里塞特（Lloyd Morrissett）创建的非营利组织儿童电视工作室（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现更名为“芝麻街工作室”——Sesame Workshop）制作。直至今日，该节目仍在不断更新剧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儿童电视节目之一，至今已获得二百余项艾美奖。五十多年来，该节目影响力遍及美国乃至全球，其观众覆盖了全球6大洲150个国家的10亿儿童和成人，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街道”。公共广播公司总裁帕特里夏·哈里森（Patricia Harrison）指出，估计有7400万美国人是该节目的“毕业生”。

国内学者初次关注到该节目的时间与其进入中国的时间相仿，因此相关研究以译介为主，随后研究主题不断扩展，从节目形式和技术等角度谈及该节目对我国儿童节目的启示，但相关研究或仅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而忽略其教育意义，或停留于对节目表层内容的考察而忽视其背后的深层次思想动因。作为一档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前教育电视节目，《芝麻街》所蕴含的电视媒介与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现实教育价值，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重视。本研究尝试运用一手史料，梳理该节目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具体过程，并尝试探讨在数字媒体时代该节目的教育启示。

1.商业电视对儿童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为重振经济并回应民众对家庭回归的渴望，电视迅速被广告塑造成“家庭团聚”的象征：父母与孩子围坐看节目的温馨画面深入人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家庭电视普及率已达95%。然而，这幅和谐图景背后，电视对儿童身心的负面影响逐渐浮现。首先是身体健康问题，3岁至6岁儿童每周平均观看电视达8小时，这导致其眼睛凸出、视觉疲劳频发；久坐不动也引发体态异常、尾骨不适等问题。但更引发社会广泛担忧的，是电视对儿童心灵的冲击。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牛顿·米诺（Newton N. Minow）在1961年痛斥电视为“荒原”，批评其内容充斥暴力与广告，背离公共责任。电视节目中的暴力内容尤其严重：商业电视以营利为导向，倾向于选择高收视率节目，而暴力因其强刺激性和高吸引力成为首选。1951年，研究人员对洛杉矶电视节目的分析显示，在下午5点至7点的儿童时段，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播放暴力内容，且暴力行为出现频率是其他时段的两倍。这意味着暴力已经成为儿童日常观看的主导内容。更令人忧虑的是其对儿童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的影响。年幼儿童缺乏辨别能力，常将虚构情节误认为现实。例如，一名少年在观看西部剧后情绪激动，开枪击毁家中电视机，声称自己在“消灭反派”。当暴力成为常态，它便不再只是娱乐，而可能成为儿童理解冲突的“模板”，潜移默化地塑造其世界观与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广告也成为影响儿童的重要因素。儿童节目同其他节目一样接受商业赞助，糖果、饮料、早餐麦片等产品通过卡通形象、幽默情节被反复植入。这些广告包装巧妙，儿童难以识别其营销本质。由此造成的深层的影响在于：电视赋予儿童前所未有的媒介自主权，他们自行选择观看内容，长时间浸润于广告并逐渐形成“我对消费世界比父母更懂”的认知。这种知识权力的转移，削弱了家长的引导作用，甚至颠倒了家庭内部的权威结构。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电视商业化运作的结构性结果。电视行业的盈利模式依赖广告商赞助，观众被视为“商品”出售给品牌。在收视率至上的逻辑下，节目内容必然趋向感官刺激与情绪吸引，教育性内容则因不够有吸引力而被边缘化。暴力与广告由此形成“共生循环”：暴力节目吸引观众，为广告提供流量；广告收入又支撑暴力内容的持续生产。这一机制不仅强化了娱乐化倾向，也挤压了儿童教育节目的生存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对电视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社会压力为《芝麻街》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

2.作为联邦教育工具的《芝麻街》

借由社会上改革电视行业的声音，林登·约翰逊政府将电视纳入施政范围，试图将其作为政策工具。而这也为《芝麻街》的创始团队提供了实践其教育理念的机会，促成了这一标志性节目的诞生。战后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兰普曼调查显示有五分之一儿童深陷贫困泥潭。这些儿童深陷贫困循环，不仅面临物资匮乏，还受限于劣质教育与家庭对教育的忽视，难以适应社会对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从而错失发展机会，延续代际贫困。在这种背景下，学者提出“贫困文化”理论，指出贫困不仅是物资匮乏，更是教育权利缺失导致的心理与机会贫困，必须通过扩大教育实现机会的社会再分配。同时，麦克维克·亨特（J. Mc Vicker Hunt）、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等人的儿童发展研究也揭示：0岁至4岁是认知发展的关键期，早期环境对智力成长具有决定性影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入学前已处于劣势，若不及时干预，差距将持续扩大。这些理论为政府推动早期教育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发展智力”与“关键期”迅速成为学前教育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也契合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所提出的“向贫困宣战”，联邦政府顺势推出《经济机会法》《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推动“开端计划”——由联邦拨款，将贫困儿童免费纳入公立学前班，通过游戏与集体活动等方式缩小儿童差距，为上学做好准备。然而，该计划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其课程仍偏重情感发展，难以有效提升入学准备水平；宣传夸大，资金使用低效；加之越南战争消耗大量财政资源，该计划仅覆盖不足20%的适龄儿童，教育补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基金会也因政策激励关注教育问题，与联邦政府深度协作的它们提出以电视为媒介的教育方案，为突破资源困境提供了创新思路。卡内基基金会副总裁莫里塞特在资助干预项目时同样遇到了资源缺乏的问题：美国每年约有450万儿童入学，卡内基的项目仅能覆盖数千人，所投入的150万美元已占其年度预算的六分之一；政府为46.5万名儿童实施为期八周的开端计划耗资1.27亿美元，若为所有四岁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总成本将超30亿美元。转机源于他对女儿的观察，让他意识到电视或可成为良好的教育工具。电视机的覆盖范围远超传统教育渠道，这种高度普及的特性，为教育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尤其对于资源匮乏的低收入家庭而言，电视是一种无须额外投入即可获取的媒介。政府和教育机构可以利用广播系统，将高质量的教育内容直接送入千家万户，而无须建设新的学校或雇佣更多教师。此外，电视还具备标准化传播的优势。它能够确保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儿童接收到一致的教育内容，从而减少因教师水平等因素导致的教育质量不均。这些优点意味着，电视一旦发挥其作为教育媒介的巨大潜力，就能帮助其触及的学龄前儿童做好上学的准备。林登·约翰逊顺应此势，任命原卡内基基金会总裁约翰·加德纳主导电视改革。在其推动下，卡内基基金会于1967年发布《公共电视：行动纲领》（Public Television：A Program for Action），明确提出公共电视应关注学龄前儿童，尤其是文化准备不足者。该报告促成1967年《公共广播法》出台，联邦由此间接资助并规范了教育电视系统。除了物质基础，曾获艾美奖的纪录片制作人库尼成了关键人才因素。为实现“电视帮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的理想，库尼走访美国与加拿大多地，与20余位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儿科等领域专家深入交流，撰写可行性报告。该报告经莫里塞特分发后引发广泛讨论，最终促成美国教育办公室、卡内基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联合资助800万美元。1968年，莫里塞特与库尼共同创立儿童电视工作室，整合教育专家、心理学家、编剧与制作人，建立跨学科协作机制。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芝麻街》第一季于1969年11月10日正式播出，标志着一场融合媒介、教育与社会改革的创新实践正式启航。

《芝麻街》主要面向低龄儿童，这一年龄段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特点决定了节目必须以儿童发展理论为基础进行设计。教育内容通常以线性、静态的方式呈现，而电视作为一种视觉媒介，更强调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传统教育电视往往将课堂讲授直接搬上屏幕，忽视了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规律与儿童的特殊观看模式，难以吸引和维持年幼儿童的注意力。面对商业电视的竞争，制作团队必须吸引住这些特殊的学生，将他们留在“教室”中。为此，《芝麻街》形成了新的制作路径：不是要求儿童适应教育，而是让教育适应儿童的观看习惯。

1.节目理念的形成：教育与娱乐的融合

节目明确提出“教育与娱乐相结合”的核心原则，这一理念深受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儿童生活中的电视》（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报告的影响。该研究指出，一方面，电视在儿童最易受影响的年龄阶段介入其生活，以视听体验为主，无须识字即可学习，这使其可以成为早期教育的独特工具。另一方面，儿童观看电视主要为了满足娱乐需求，知识多为观看期间偶然习得，是娱乐内容的副产品；因其娱乐属性根深蒂固，纯粹的教育性内容难以被儿童接受，教育电视因此往往被视为成人强加的学习任务，是对“玩耍时间”的侵犯，儿童对其抵触强烈。对此施拉姆认为应该避免对儿童看电视做出价值判断，不能把教育性的使用称为好，娱乐性的使用称为坏。制作组由此提出：为了达成教育效果，必须吸引儿童，节目必须具备他们已习惯的商业化娱乐化制作方式。这一策略打破了传统教育节目枯燥乏味的局限，将教育内容嵌入娱乐形式之中，使学习成为无意中的收获。

2.节目形式的选择：以行为研究为基础

为确保节目吸引力，研究主管爱德华·帕尔默（Edward L. Palmer）开发了“干扰项方法”（Distractor Set-up）来研究不同节目形式的吸引力：在儿童观看电视时，每7.5秒在电视机旁随机播放一张幻灯片，记录儿童视线是否离开屏幕，以此量化注意力集中程度。对普遍使用的节目形式进行研究后，制作组发现快节奏、动作丰富的内容更具吸引力：动画因短小精悍、视觉集中而极受欢迎；相比之下，成人独白易使儿童分心，故采用儿童与成人对话形式，成人使用儿童化语言且配合儿童对同龄角色的认同感，增强了节目的代入感，可有效提升儿童的注意力与学习意愿。广告的高吸引力也提供了重要启示：其成功在于节奏变化与肢体幽默。学龄前儿童更易被滑稽动作而非语言幽默逗笑。因此，节目设计还应该强调肢体喜剧与视觉笑点，避免抽象内容。研究还发现，单一形式无法维持儿童整小时集中注意力。形式多样性是保持兴趣的关键：当节目在动画、真人短片、木偶剧、音乐之间切换时，儿童注意力更持久。此外，由于现实情况复杂，观众可能随时加入或重复观看，节目无法像课堂那样循序渐进。因此，《芝麻街》采用“杂志式结构”——每集由多个独立短片段组成，每个片段自成一体，不依赖前序内容，确保教育功能的灵活性与可及性。重复也被证实是强化学习的有效手段。儿童对有趣片段有复看意愿，尤其适用于广告式短片。适度重复有助于理解复杂概念，但需避免节奏缓慢内容的过度重复，以防兴趣下降。这一发现为节目教授较为深刻的知识提供了策略：通过多次播放关键教学片段，帮助儿童巩固记忆。

虽然吸引力至关重要，但节目的根本价值仍在于其能够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一档成功的儿童教育电视节目，不能仅以有趣作为衡量标准，如果节目过度强调形式上的观赏性与娱乐价值，而忽视了传递教育内容、达成教育目标，则可能丧失《芝麻街》作为教育节目的合法性。

1.教育目标的设定：在艺术与教育之间寻求平衡

“儿童应该学什么”是节目的根本问题，直接决定内容方向与组织逻辑。《芝麻街》的核心使命是为学前儿童提供入学准备，补充认知教育上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在美国广泛传播，强调智力通过儿童与环境的互动而发展。在此背景下，团队打算将语言表达、数字认知、基本推理等基础技能确立为主要目标，认为这些是学业成功的关键。电视教育不同于课堂教学，一方面媒介的表现能力会限制教育目标的选择，另一方面新的载体也为教育内容带来新的助力。为此，节目聘请哈佛大学教授杰拉德·莱塞（Gerald S. Lesser）主持多场教育目标研讨会，邀请幼儿园教师、心理学家、艺术家、电视制片人等共同参与目标建构。过程中，艺术创作者担忧结构化目标会扼杀创意与直觉表达；教育工作者则强调，理性分析与目标导向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最终，团队达成共识：教育目标必须具备电视可表现性，即能够通过视觉、声音、角色与情节生动呈现。因此，《芝麻街》选择那些既能体现教育价值、又易于通过电视手段传达的内容，形成了符号、判断、物质和社会环境四大类目标并以符号教学作为重点，例如，“字母认知”可通过动画与联想呈现，“数字概念”可通过节奏游戏强化。这种目标设定不仅回应了学校与家长的期待，也确保了教育内容与娱乐形式的深度融合。

2.教育内容的组织：媒介特性促进教学创新

明确目标后，团队致力于将抽象教学意图转化为具体电视语言。节目形式主要由四大类片段构成：动画片、真实短片、木偶小品、演播室小品。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既符合儿童注意力规律，也便于内容的灵活组织与重复使用。在教学方法上，《芝麻街》突破传统语言讲解的局限，充分发挥电视视听结合的优势，将抽象知识具象化、静态信息动态化。例如，在教授字母时，进行形状联想：S像蛇，H像房子。让发音可视化：特写发音时候的嘴唇动作。运用多感官联合促进记忆：教授S时，它变成蛇，发出“嘶嘶”声；教授H时，画面展示窗户起雾场景。再配合节奏鲜明的音乐与朗朗上口的歌词，儿童在多重感官刺激中自然习得了语言。此外，节目充分利用电视的“可重复性”——关键片段在单集内多次播放、跨集反复重播，帮助儿童巩固记忆，实现“无意学习”向有效掌握的转化。更具特色的是木偶小品与演播室小品的设计。木偶如厄尼（Ernie）与伯特（Bert）外形鲜明、性格迥异，被赋予拟人化特质，成为儿童的“虚拟朋友”。厄尼天真顽皮，代表儿童视角；伯特理性成熟，象征“聪明的神童”。库尼指出：“厄尼是孩子的同龄人，伯特则是像成年人一样思考的孩子。”这种角色设定不仅增强了亲和力，也便于儿童模仿行为，家长与孩子共看时，更易引发相关对话讨论，延伸教育效果。演播室小品采用现实主义布景，当时多数儿童节目主要反映中产阶级生活，而《芝麻街》需要兼顾贫困儿童，因此将背景设为纽约内城街道：一栋褐砂石公寓、一家街角杂货店，构成典型的公共空间。对许多困于家中的弱势儿童而言，街道是他们观察世界、参与社交的唯一场所。当他们在电视中看到熟悉的环境，便更容易将内容与自身生活关联，产生“这说的是我”的认同感，从而提升学习动机与模仿意愿。

回顾《芝麻街》的“建街史”，它的“长度”不是靠时间熬出来的，而是靠每一段“路”都踩准儿童需求、每一块“砖”都夯实教育价值铺出来的，这样它才能“通向全世界”，为我国带来可借鉴的经验。其最核心的贡献，莫过于重塑媒介的角色。尽管今天电视的地位已经被智能设备所取代，短视频等新型内容形态极大地提升了即时反馈与沉浸感，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些家长选择一禁了之，试图通过完全限制屏幕使用来保护孩子。然而，在数字媒体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当下，这种隔离式管理既不现实，也可能让孩子错失适应未来社会的机会。《芝麻街》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娱乐与教育并非对立，而是要将其转化为学习的驱动力。由1~3分钟的短片构成的《芝麻街》，主题明确、节奏明快，这种“短而精”的模块化设计，正是基于对儿童注意力短暂、偏好变化的科学认知。可以说，《芝麻街》是教育类短视频的原型，它证明了：教育短片不仅可以吸引儿童，更能通过重复播放、多感官刺激实现有效学习。今天儿童所处的媒介环境不应走向去娱乐化的极端，而应追求有意义的趣味。由此也引发对当前短视频制作逻辑的反思。在平台化与算法推荐主导的媒介生态中，短视频市场呈现高度去中心化特征，创作主体多元且门槛较低，加之算法推荐机制，导致儿童接触到的短片高度集中于动画片段、游戏解说等低质量娱乐化内容；更为严峻的是，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平台上，大量包含网络热梗、对立引战乃至低俗桥段的内容未经过滤便进入儿童视野，对其价值观产生潜在负面影响；即便存在少数科普类内容，也往往沿用成人讲授式表达，语言抽象、节奏沉闷，难以实现真正的知识传递。今天的短视频完全具备成为教育资源的技术条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儿童建立独立板块，在其中放弃流量至上的逻辑，转而构建成长导向的内容生态，借鉴《芝麻街》的经验，让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同时，通过塑造权威的知识来源，鼓励教育、心理、影视艺术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节目制作，以对儿童认知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设定合适的教育目标，选择具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借助视听媒介的优势化枯燥为生动，推动知识类视频转向儿童视角，通过设定情境、借助角色叙事增强情感代入、让儿童参与屏幕互动等手段提升儿童兴趣与参与度；在技法上也可以重视节奏与重复，利用算法实现智能复习，在儿童遗忘临界点推送相关内容。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为孩子铺就一条没有终点的“街道”——在这里，他们能学、能玩，自由成长。只要还有孩子需要前行，它就会不断延伸，以教育的温暖与乐趣，连接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本文内容来源于《中国教师》杂志2025年第11期。

作者系｜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23级硕士研究生；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