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电影的困局：为何每年50部新作，只有3部能上院线？

发布时间：2025-10-15 11:16:00  浏览量：2

要说中国儿童电影的开端，得从1922年上海影戏公司那个叫《顽童》的短片说起。

但杜宇找来了侄曾孙但二春当主角，镜头里孩子撒欢儿的样儿，纯粹得像杯白开水，这就算是咱们儿童电影的“开篇第一页”了。

到了三四十年代，蔡楚生的《迷途的羔羊》、张石川的《压岁钱》，把旧社会孩子的苦和盼都拍进了银幕。

那时候电影里的小孩，既是被欺负的小可怜，又是扛起国家希望的“小大人”，这种矛盾劲儿，现在看都觉得特别真实。

1949年的《三毛流浪记》可算个里程碑，三毛光脚在上海街头晃悠，饿了捡烟头，冷了裹报纸，可眼神里那股子乐观劲儿，谁看了都揪心。

这片子后来被评上“儿童电影百年百部经典”榜首，搁现在看，那镜头语言都不过时。

新中国成立后，《鸡毛信》里的海娃、《小兵张嘎》里的嘎子，成了好几代人心里的小英雄模板。

但有意思的是，那时候也不缺接地气的片子，像《罗小林的决心》就讲小孩写作业磨蹭的事儿，跟现在家长吼孩子“快点写作业”的场景简直一模一样。

80年代可是儿童电影的“黄金期”，1981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于蓝当厂长，专门给孩子拍电影。

李镇老师回忆说，那时候学校每年发小本电影票，全班排着队去影院，《我的九月》里小孩克服胆小的故事，看完能跟同学唠好几天。

后来童牛奖、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也跟着来了，那时候的儿童电影，真是又有里子又有面子。

可到了新世纪，风向变了。

1999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入中影集团，2005年童牛奖也跟华表奖“合体”了，儿童电影就像没了专属跑道的运动员，有点找不着北。

现在每年拍四五十部儿童电影，能进影院的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

动画电影为了挣钱，都往“合家欢”靠，《哪吒》系列是火了，但真人儿童片就惨了，反正上不了院线，导演们干脆往艺术化里钻，拍得贼纯粹，可知道的人没几个。

这里面有个大矛盾：孩子没掏钱的能力，得家长带着去看。

但现在家长都盯着升学，觉得看电影不如多做套卷子，就算教育部2018年发了文件，让学校组织看优秀儿童电影，可好多学校压根没动静。

钱在那儿搁着，就是到不了电影院和片方手里。

你看德国，人家把21%的电影资助金都砸给儿童片，法国还把电影教育塞进高中课表，咱们这政策挺好，就是到最后一步卡住了，学校有自主权，愿意组织就组织，不愿意就拉倒。

但偏偏这时候，有个叫张忠华的导演挺“轴”。

他从大学就拿DV拍儿童片，20多年了，《树上有个好地方》《河边有个好地方》全是讲陕西娃的故事。

他拍片有个招儿：不教孩子演戏，就让他们玩，玩得最嗨的时候开机，那股子天真劲儿全抓镜头里了。

这些片子在国际上拿奖拿到手软，可就是上不了院线。

李镇老师说，现在做儿童电影的人，都带着股情怀，反正不指望挣钱，就想把东西做好。

2025年10月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有点意思，成都、济南、湖州三地联展，20部新片、9部经典，还有19个国家的片子来参展。

《小马鞭》里新疆娃骑马追梦，《屋顶足球》讲山区孩子踢足球，这些片子没走大制作路子，就靠故事打动人，照样在国际上拿奖。

这事儿说明啥？儿童电影得细分。

李镇老师一直呼吁按年龄分段：学龄前、小学、初中、高中，各有各的拍法。

你让高中生看幼儿园小朋友的电影，人家肯定觉得“幼齿”，反过来也一样。

再说政策这块，其实可以学学国外。

比如韩国《熔炉》电影推动了法律修改，日本有“亲子电影运动”，把看电影和家庭教育绑一块儿。

咱们要是把儿童电影塞进课后服务，或者像陕西试点“校园数字院线”，让孩子在学校就能看到好电影，说不定能破解“家长不带、学校不组织”的困局。

还有资金这块，要是能设个专项基金，别让钱总在行政体系里打转，真正流到创作端，导演们也能更有干劲。

说白了，儿童电影就像给孩子准备的精神零食，不能光靠市场这只手来抓。

它带着点公益性，得靠社会各界搭把手。

你看张忠华们坚持了20年，靠的不是商业回报，是那份对孩子的尊重。

中国儿童电影走了百年，从《顽童》到《小马鞭》，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对童心的守护。

现在缺的不是好故事，是让好故事走进影院的那条路，这条路，得政策、市场、创作者还有家长一起走，才能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