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选择回流县城

发布时间：2025-10-05 00:00:54  浏览量：3

2024年2月13日，湖南常德桃源县，一对父女在星德山看风景（视觉中国/图）

2022年7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欧阳杜菲前往湖南省T县开展中国城镇化调研。进入县城的那一刻，她看见了不同于童年记忆中的衰落景象。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高楼耸立、商品房和工业园区连片的崭新县城。工业园区里吸纳了大量原本在沿海地区打工、回流家乡的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之后出生，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欧阳杜菲发现，他们返回家乡的重要原因，是不想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要亲自抚育小孩。

这些农民工为什么选择放弃沿海更高的工资，迫切地回到中西部县城恢复亲代抚育？从2022年到2023年，欧阳杜菲前后三次前往T县，共调研15个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并对T县的城镇化总体情况进行调研——县城中小学校教育情况、农民进城买房状况、县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等等。

T县发生的故事是县域城镇化的缩影，牵涉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新世纪二十多年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真正的行动主体。2025年4月，欧阳杜菲与导师刘能教授发表论文《县域亲代抚育的恢复——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抚育方式的转变机制》，抛开农民工的标签，她触碰到县城具体的年轻人及其生命史，也被他们面对生活压力时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所触动。

欧阳杜菲（受访者提供/图）

回流的新生代农民工

202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67%（国家统计局数据），较二十多年前翻了一番。T县在城镇化进程中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1990年代，T县在所属地级市中GDP排名靠后，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极低，是典型的中西部农业县。县里最大的县属国有企业是一家纺织厂，曾容纳上万人，在21世纪初破产。2022年，T县的GDP跃升至全市第一，县城中心出现耸立的高楼、大量新建的商品房、完善的道路绿化，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在县城向北拓展的新工业园区，有百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聚。这些工厂大多是从东南沿海地区迁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T县提供了2.6万个就业岗位。

华炎电子厂是欧阳杜菲调研的工厂之一，该厂原本位于广东东莞，管理层和员工多为T县人，是一家面向海外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前些年，因土地、人力、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升，工厂利润不断下降。2020年，厂房所在地进行城中村改造，工厂需要整体搬迁。考虑到经营成本和厂里T县员工的回乡意愿，工厂于2021年迁入T县。

华炎电子厂在2022年调研时有297名员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回流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以初中毕业为主。她们在毕业后正好遇上19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兴起，成为“南下民工潮”中的一员。二十多年后，她们大多已结婚生子，逐渐选择回流县城。

T县新城区的工业园（受访者提供/图）

在结婚这个关键的节点上，她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远嫁，而是回乡结婚，夫妻两人再一起出去（打工）。她们选择本地婚姻的特点，为后来回流家乡奠定了基础。

她们的回流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其中有很多纠结。比如她们在东部沿海地区有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收入，而且还和丈夫长期生活在一起——哪怕不在同一个工厂，也会在同一个地方。回流则意味着没有那么好的就业机会，工资收入降低，还要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为了家庭总体收入不会急剧下降，丈夫通常留在外面工作，只有妻子回来。

回来之后，她们承担着更大的抚育孩子的责任，以及实现这个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期待的压力。如果小孩成绩不好，或者小孩的生活习惯等其他方面的表现没有那么好，她们内心会很愧疚，会把这个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你看我自己都回来了，还是没能做好。”此外，她们还要适应与丈夫长期分居以及与公婆长期相处的生活。所以在经济收入、子女抚育、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处理上，她们回流之后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回流T县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大概在三四千元的水平，相比东部沿海地区，差两三千元。他们很多人会说，如果家乡县城的工资比沿海地区少两千，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能够经常陪伴小孩、看望老人，觉得家庭收益要远远超出工资降低两千块钱的损失。回流是一个让他们心安的状态，如果不回来，不管老人、孩子，在外面挣钱，他们会心不安。

我发现回来自己带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机具有跨代际的共通性。20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并不是不想自己带孩子，在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不同地区经济机会的分化下，背井离乡成为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

近年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与中西部地区大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西部县域新生了许多支撑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生计的就业机会，使他们逐渐具备了回流恢复亲代抚育的社会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回流，等到孩子完成了重要的教育阶段，完成了家庭的抚育任务，他们依然会选择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

我在调研当中就遇到了这样的案例。她有两个孩子，等到她第二个孩子快高中毕业，她就说：“我的孩子只有一年就要高中毕业了，我准备陪他读这一年，再接着出去工作。”因为沿海城市的工资收入仍然高于中西部县域，当孩子的教育任务完成时，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又再次成为家庭的重要目标。

此外，他们是否再次外出，也要看子女性别、数量及其未来发展的情况。比如：生有儿子或多子女家庭，有结婚买房的压力，他们更有可能再次外出打工；如果只生一个女儿，可能家庭经济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他们就可以选择一直在县城工作，哪怕工资不怎么高，也能够完成一些家庭任务。再比如：如果子女考上了大学，很有可能去一线或者二线城市定居，那么，他们就不是考虑在县城买房，而是要托举孩子在大城市买房，经济压力就更大，他们也更有可能再次外出务工。因此，回来是看家庭需要，外出也是看家庭需要，这是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流动安排。

T县县城，新修的商品房小区（受访者提供/图）

更早恢复的抚育职责

欧阳杜菲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倾向在孩子成长的更早阶段恢复亲代抚育。尽管回流中有许多现实考量，但她在接触新生代农民工时了解到，真正推动他们回流的往往是一些理性之外的因素，比如看到子女的失落、父母的逐渐年迈。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访谈对象说她和老公之前在村里务农并开了一家小卖部，同时照顾小孩。家庭经济收入很有限，她就在小孩四五岁的时候去珠三角地区务工。

她务工了一年时间，不断保持着和老公、小孩的联系。有一次她在打电话时，跟儿子说：“儿子，你和爸爸拍一张照片吧。”照片中儿子很不开心，她说“那个眼神我至今都还记得，眼睛里面是没有光的。看到我的孩子这样，我就决定要回来！我不能够和孩子长期分离，宁可少挣点钱，也不愿意让孩子忍受和我分离的痛苦。”

对90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父母正好是60后或70初，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深切地感受到留守儿童的经历有多痛苦，很多人直接说：“我不想我的孩子再像我小时候那样过留守儿童的生活。”

他们会讲起当年作为留守儿童过得有多么难：父母都出去务工了，他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比自己小几岁的弟弟妹妹；自己做饭、洗衣，每天在家里担惊受怕，没有安全感。

相比于他们的上一辈，（回流后）他们更多地参与了孩子的教育实践。他们对孩子的培养、陪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非常细微之处，比如说孩子的生活习惯、人格的培养。这是他们与孩子远距离分离时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很多人说，回来之后要花时间去纠正孩子之前在隔代抚育阶段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在家里不穿鞋、待人接物的礼仪；甚至还有对更小年龄段孩子语言能力的培养。很多时候父母不在身边，（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是缺位的，或者说隔代抚育是投入不足的。他们回流之后，之前没有实践的、缺位的职责都恢复、弥补上了。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恢复亲代抚育了，但是我发现老人依然在参与着小家庭的抚育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亲代抚育恢复之后依然是有隔代抚育的。之前带孩子是老人的主要责任，当年轻的妈妈回来之后，老人的抚育压力明显下降，只用帮忙接送孩子、做饭洗衣等。但是老人又不可或缺，因为这些妈妈并不是全职陪读母亲。我调研的华炎电子厂，普工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9点，她们只能每天下班看到孩子，给孩子辅导一下课业，趁自己和孩子都放假的时候陪伴孩子。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后对孩子的影响和改变是很大的。用直白的话讲，他们的孩子就是会非常开心和幸福。能回来陪伴老人和孩子，他们当然也会感到开心。只不过这可能需要他们承受收入下降、夫妻分居等代价，他们得到的是有责任、有压力、有担当的幸福感。

T县县城学位供不应求，一所学校进行了提质扩容（受访者提供/图）

“踩平衡木”

2010年，T县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教育进城更是成为推动县域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力量。更多T县乡镇的学生聚集到县城，教育形式发生变化。鲜少在乡镇学校出现的“家校共育”模式近年来在T县县城的中小学校兴起，家长需要用智能手机跟老师建立更深的联系，还要检查课业、打卡拍照等等。进城的农民工家庭需要在教育中保持参与和投入，才能不落后于人。

当抚育的地点从乡村转移到县城，完全依靠老人对孩子进行隔代抚育已不太现实。原本在乡村依靠种地、打零工的老人难以兼顾抚育和生计——若进城抚育，收入势必降低，直接关系到他们养老的经济来源。新出现的“家校共育”模式也让他们无所适从。

此外，T县县城学位分配的首要条件是有县城户籍或房产。欧阳杜菲观察到，T县县城的房价从21世纪初就开始持续走高，到2021年达到最高位（均价大约每平米五千元），时间点刚好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T县的高峰期重合。买房的主体是回流的85后、90后农民工，他们的孩子处在刚入学的阶段，获得县城优质学位是他们买房的最大动机。

在T县华炎电子厂，欧阳杜菲遇到一位访谈对象永君。她原本和丈夫在深圳打工，之后返回县城照顾小孩。她感叹“现在带小孩这个事情很难”。她的婆婆58岁，身体不好，带小孩很吃力。没回流前她常常需要辞工，在深圳与T县之间往返。生了二胎后，抚育问题更显迫切，她就不得不回来亲自照顾孩子了。类似的故事在中西部县域频繁发生。

欧阳杜菲在T县高新区管委会访谈（受访者提供/图）

其实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抚育资源非常有限，处于匮乏的状态，要是家里老人年纪比较大、身体没有那么好的，情况尤甚。年轻人要工作，又要抚育小孩，家庭在经济和抚育上都会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选择抚育，家庭收入就会降低；如果出去挣钱，孩子就没人带，生活自理甚至生存都会出现困难。

前面提到的永君回流后一咬牙一跺脚，借了亲戚朋友的钱，在县城买了房。这对她是很难的抉择。买房的好处是她在县城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孩。如果在乡下，她就只能照顾小孩，没有工作机会。进城之后，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居住环境改善了，享受到了更好的公共服务；代价就是一个家庭要拧成一股绳，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上的负担。

这像是踩平衡木的过程。家庭不得不进城，进了，经济压力又会明显增大。因此，县域城镇化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容易。他们处于经济资源、抚育资源高度紧张的状态。并非表面上他们回来在县城就业，孩子也进城读书，就很好了，而是需要家庭合力维持生计和抚育的平衡才能在县城好好生活下来。

2025年3月26日，陕西榆林米脂县窑洞古城，放学的学生（视觉中国/图）

接续进城的农民工

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判断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提出当前和今后时期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在调研中接触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工家庭，欧阳杜菲看到，农民工进城往往是一个代际接力式的过程。他们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实现了在县城恢复亲代抚育、与家人团聚的心愿，也构成了城镇化的中坚力量。

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多是六七十年代出生，90年代中后期出去务工，那时候只是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和谋生，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意愿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东部沿海地区抚育。这个时候其实是家庭当中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老人孩子都留在中西部的农村。

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经济条件明显改善。80后、90后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背井离乡到东部沿海地区工作，只要在县城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家庭就能够维持得很好。因为已经有上一代人给他们做了一些经济积累。他们工作之后就开始想办法，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劳动力能够在县城，而且还能把孩子带到县城读书，甚至老人也能在县城小住一段时间，整个家庭都能进城。

在家庭抚育中，新生代又寄托了对孩子的期望，希望通过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不仅是在县城定居，还能考入省会或沿海城市读大学和工作，在那些更大的城市里安居扎根。

正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经济积累和上一代托举下一代的进程当中，中国逐渐从一个大部分人都在乡村生活的国家演变成大部分人都在城镇生活的国家，城镇化进程在新世纪短短的二十来年以非常剧烈的方式发生了。

在县域城镇化中，一个一个的农民家庭，他们通过一代一代接力的方式进入城镇。县城是城镇化中非常大的“底盘结构”，虽然市辖区常住人口要比县城多，但县城是一个他们可以回得来的地方。

令我触动的是，这个群体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很有生命力——要承受如此多的生命之重，但是依然顽强。为了他们的家庭，为了他们的上一代，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T县、华炎电子厂为匿名化处理的地名。）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欧阳思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责编 陈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