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物：现代儿童玩具的物性解读

更新时间：2025-03-21 00:01  浏览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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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跃玲 熊和平

现代儿童玩具作为人工制物，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其色彩、构型、材质均有独立的运作机制：色彩是一种风格化的色调氛围；构型是面向普遍儿童的操作程序；材质则以在现代制物中广泛应用的塑胶为主。物性的虚化意味着玩具已经转变为一个全能的符号，其社会活动的核心在于对现代教育愿景与理想童年景观的拟像。而在这场拟像实践中，真实的物与身体均是缺席的，玩具的教育实践亦是虚假的。以玩具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想要回归儿童生活，重建玩具与儿童的亲密关系，首先需要恢复玩具的“切身性”。玩具需要被儿童完整地感知，才能与之建立起切身性关联并持续发挥其教育影响。

人与物的关系归根究底是身体与物的关系，身体是实践中的真正主体。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身体在近代随着经验哲学曾经一度复兴，但最终又在新的理性规范下被悬置。因此，梅洛-庞蒂在其身体现象学中将“肉”确定为人与世界的共同基质，以此申明人与世界的同源性。梅洛-庞蒂希望通过“肉”来“澄明”人与世界的关联，这种“澄明”本质上是对身体的主体性的重申。身体的存在逻辑从根本上决定着主体的实践秩序，也决定着人与物的关系本质。

现代儿童玩具是一个分布广泛的童年事实，推动着一场越出学校与家庭边界的、更为广阔的教育实践。同时，现代儿童玩具是典型的人工制物，是现代身体逻辑的具体投射。玩具不仅是现代身体逻辑的实体化，还是对这种逻辑的生产与传播。本文拟以现代儿童玩具的物性分析为切入点，反思玩具教育实践背后的身体逻辑。

一、 现代儿童玩具的物性原理

玩具的物史实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社会，玩具与其物质材料、制作（很多时候是手工制作）过程，以及它所表征的意义系统是连贯为一体的。民俗语义下的玩具是生成性的，它们独特的物性往往来源于其自身的实践。进入现代语境的儿童玩具，按照现代工业制物逻辑生产，它们的生成实践被标准化的工业流程悬置，仅仅作为一个工业复制程序的结果。现代儿童玩具的物性核心是“组合”，它们从一个特定的意义情景之中脱离出来，其背后是一系列生产工序的有序组合。玩具的色彩、构型、材料均有自身的一套独立的生成工序，而玩具的生成本质上就是对各类经验材料的随机拣选与组配。

物质性是物的实践基础，从根本上规定了物的实践秩序，以及物与人的交往路径。现代儿童玩具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重要物类，其物性的改变，已然深刻影响着当下儿童教育实践的秩序与本真。同时，厘清现代儿童玩具的物性本质，有利于辨明其教育实践的真正逻辑及其背后的身体真相。

（一） 现代儿童玩具的色彩学原理

现代儿童玩具最典型的特征，是其明艳、亮丽的色彩，这是它们现代自传的开端。儿童玩具的配色策略不仅包括明亮、鲜艳、积极的外部色彩，还包括运行其中的色彩组合技巧，这是儿童玩具在庞杂的现代物群中能够维持自身的关键。现代儿童玩具的色彩并不是材质本身的颜色，它与材质脱离了关系，不再是材质的一个属性，而是一道独立的上色程序。它有自身的生产及运作机制。

首先，现代色彩的生产不再依赖某种特定的自然事物，而是通过自身的分裂、叠加、配比来实现增殖。这是一个无限的自我繁衍的程序，使得现代色彩呈现为一个庞大的数量指标，色彩“只有数字编号的意义，它是一个规模庞大可以无限复制的物种序列中微不足道的一个”[1]。具体、单独的色彩已不再是表达意义的主体，也不再独立地指涉一个具体的事物、事件或情境，它只有整编进入一个色系序列、成为一个色彩单位才具有自身的场域。现代儿童玩具的色彩配置本质上是一个以庞大、无限的色盘为基础的颜色组合，并没有具体而独立的颜色指示玩具。

其次，上色是现代物品生产的一道普遍且独立的程序，颜色不是物的原生属性，它来自于其他的物。因此，色彩并不依附于其所表达的物本身，它们有一套独立的表达系统，是被给予物并包裹着物的话语。上色是在选定的色调风格的支配下实现的色系搭配。物的自我表达不再通过某个具体的色相，而是通过一种总体性的色调氛围。“色彩也不再是强调每一个个别的事物，把它和背景区分开来，色彩在此是相对立的地带，它们越来越不是以其感性品质受到重视，也经常和形式分离。”[2]37现代色彩学不再是阐释复杂伦理关系的色相解释学，而是通过营造不同的色调氛围来隐喻事物的色彩结构学。因此，现代儿童玩具并不借助具体的颜色来表达自身，而是凭借一种由视觉感知到的或明艳或积极或柔和的色调氛围。实现这个色调氛围的常规方法是将冷暖色调交错设置，尤其可以通过在暖色调中插入冷色调来突出和营造这种暖色视觉体验。

颜色因为脱离了特定的情境与物，被无限抽象了。一种通过颜色组合与色温调整来实现的色彩风格取代了特定颜色，成为物的话语。就儿童玩具而言，色彩与物的相遇不再具有自然性与伦理性，这是一次纯粹且随机的生产分配。玩具通过其色彩要传达的，是一种既抽象又稳固的视觉经验结构，这个结构指向的是玩具及其所适用的童年。把持着儿童玩具的色调氛围的，是一种适用于一切童年事物的“色彩节奏”。这是现代性赋予童年的视觉意象，它覆盖在与童年相关的一切物品、建筑或文本上。与其说现代儿童玩具的色彩配置指示出它自身的物性，不如说指示出现代性赋予童年文化的固着结构。现代儿童玩具正是通过获得与生产这个风格来成为童年的重要符号，并确定自身的意义场域。

（二） 现代儿童玩具的构型学原理

由于获取颜色的原料有限，提炼颜色的技术较为粗放，以及各类政治性因素，古典时期的器物色彩往往较为单一、低沉或轻薄，这使得构型凸现出来，成为物的真正语法。构型包括物的造型及其运动机制。它不仅规定了物的轮廓、关卡，使物具有了空间性，也安排了物的功能与操作程序，参与了物的审美与伦理建构。

构型首先划定了物与外界的界限，使其从混沌的世界中独立出来，也使其在众多的物中明确自身。构型让物具有了基础的刚性，这是物的恒久属性，它不会像颜色一样容易脱落或褪变，它让物始终被线条确定着。其次，构型使物突破了由颜色把控的表象体验，唤起了触觉的冲动，因而物具有了空间上的纵深。最后，构型是物发挥其功能性、操作性的关键，它为人的亲近提供了可能，使物可以被操作、被摆弄，进而赋予了物在实践上的深度。人与物的交往是基于人对物的需要，这是一种三维意义上的需要，物首先应被人的身体接纳，然后才能存在。物因为其构型，既保持着自身与世界的距离，又确定无疑地扎根于世界。如果说颜色总是触发人的情感，那么构型则致力于人的理性，使物具有了伦理上的稳定性，它静默于色彩之下，却坚守着物的秩序。

现代儿童玩具的构型却不遵从这套物的传统逻辑，它不再是针对物质材料的风格、色彩、纹理、凹凸、软硬等情况而进行人工雕琢、调试、打磨，进而赋予物的一个特殊形式；也不是从与儿童共有的身体性实践中生成。玩具的构型并不取决于自身的原始物性，也无关儿童的身体性实践，它仅来源于一个随机分配的模具。

模具意味着普遍性，它所符合的是一个普遍的身体形式。鲍德里亚以“手”为例，认为物所适应的并不是某个真实存在的手，“它根本不是某个劳力的终点，用来掌握物品的器官，它只是顺手性的符号”[2]55。“顺手性”是物的构型基础，它是一种形式，是身体委派于物之上的“外端”。“物品则依照此一抽象形态，发展它们的‘外形轮廓’。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形式间的勾结串联体系，而人在其中，只是被暗示。”[2]55鲍德里亚对“顺手性”的揭示，提示了现代制物体系之中的身体真相。身体被虚化为一个普遍的“设想”，物正是依照这种设想去获得自身的构型的。在儿童玩具的构型实践中作为基础的，实际也只是一个想象领域的“身体形式”，而真实的身体早已在这个过程中隐退。

儿童玩具的构型实践是一场与儿童无关的随机定型，它们围绕着一个普遍的“身体形式”，独立撰写着自身的空间性。鲍德里亚将其称为“一种形式‘吻合’另一种形式”[2]55，玩具的构型本质上是一场从形式到形式的实现，它是拒绝“调试”的。儿童与玩具之间的隔阂，并不是因为一个玩具与一个儿童之间在特殊性上的不相容，而是已经不断被形式化的玩具背离了物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它们无法回应充满活力与力量的儿童身体。

（三） 现代儿童玩具的材料学原理

如果说色彩调动了物的情感性，构型阐述物的语法，那么材质则是蕴藏于物中最深沉的“物理”。材质与眼睛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它能被视觉所捕捉，却不能被视觉完全把握。很多时候，材质是回避视觉的，它指向触觉，其真相遵循着一套独立的触感逻辑，需要通过人的抚触与摩挲才能显现。材质本身也具有视觉基础，它拥有物最本源的颜色，表达物最朴质的美态。物的材质具有重量、硬度、色泽、纹理等来自于自然的偶然属性；也有安全性、抗热性、耐压性、环保性等来自于人为定义的文明属性。这些都是蕴藏于材质中的隐秘话语，它们使物进入文化，并被赋予伦理、价值与意义。

制作现代儿童玩具的材料，一般为木材、金属或塑胶，其中塑胶是最常用的一类材料。合成树脂是塑胶的基础原料，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高分子聚合物，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可塑性。通过加入不同的助剂以及调控合成树脂比例，可以制成不同形貌、硬度的树脂类工业合成品。除了塑胶，合成树脂还是合成纤维、涂料、胶粘剂、绝缘材料等物质的基础性原料。天然树脂是来自于动植物分泌物的无定形有机物质，如琥珀、松香、虫胶等。合成树脂是被发现发明于19世纪末，经过化学方法提纯、配比、合成并广泛应用于20世纪各类人工材料中的基础性物质原料。

制作玩具所使用的塑胶通常有ABS（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PVC（聚氯乙烯）、PP（聚丙烯）、PE（聚乙烯）、EVA（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PU（聚氨酯）等，这些材料也广泛用于制作各类现代生活、生产物品，比如汽车、下水管道、水杯、保鲜袋、消音垫、人工皮质品等。人工塑胶是一种纯粹的现代材质，它拥有由现代化学技术独立撰写的物质基因，由于其轻盈、抗压、耐磨、无味等特点而被广泛用于制造现代儿童玩具。

人工塑胶彻底改变了玩具的物性。一方面它改写了玩具的基因序列，重置了玩具的起源，使玩具逐渐脱离自然的孕育，成为纯粹的人工制造；另一方面它使现代儿童玩具与众多的现代物品具有材质上的同源性，能够通过合成树脂的熔融与重塑而相互转换。大部分现代儿童玩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液体性或半液体性的聚合材料，它们不再具有确切的边界，其构型、色彩、功能均是短暂的，可以随时被转换为其他的物。同时，玩具进入了一个“永生的”物质循环系统，它们几乎不可能回到自然界，被土壤或地壳分解吸纳。与其说自然拒绝了玩具，不如说整编玩具的现代制物体系隔离了自然，玩具与众多的现代物件一起永久性地停留在现代制物系统内，循环往复。

现代儿童玩具的材料是人工制物的普遍原料，它唯一的目标是消解自身的特殊性，并使自身显现在所有物中，它“摆脱以自然为基础的象征主义束缚，迈向多样的造型可能，和一个更高程度的抽象性，而使得一个普遍的材质结合游戏成为可能。”[2]41物不仅丧失了其自身的自然渊源，还丧失了自然通过材质赋予它的有限性，包括它的数量、样态、棱角、纹理、硬度等。物不再受限于自身，它变得平滑、圆润并进入一个可以反复形塑、不断转化的新生态。在这个生态中，物什么都可以是，却又什么都不是。玩具在物质基因上的根本改变，意味着它与其他的现代制物具有相同的肌理、轮廓、密度、重量，它迷失在同质性的触觉体验中。玩具与触觉彻底失联，它的情感性、记忆性、身体性在其现代化重生中被消解，它成为现代物质洪流中无差别的一个类目符号。

现代儿童玩具的色彩配置学阐释着一种没有具体内容，只有结构的视觉原则。美不再来源于具体的、不可替代的物本身，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中心的氛围、徒有表层的固有结构。玩具的色彩配置策略为玩具赋予了千变万化的视觉表象，却又将其固定在一个单一的色调意象中。玩具的构型是消解个体记忆的程序，它使玩具被整编至一个没有意义的操作程序中，取消了玩具在具体情境中调试自身、适应儿童具身需要的可能。构型使玩具被限定在一个精确的空间结构中，从而驱逐了真正的实践性。

最后，玩具的材质改变了玩具的物质基因，不断弱化、架空玩具与自然的孕育关系，最终玩具成为纯粹的人工造物，它有了新的起源与归宿。实际上，源于自然的物具有不可突破的自身局限，因而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人工可以对材料进行雕琢、修饰、打磨、形塑，但突破不了它最终的“硬度”。而人工合成材料使一切成为流动的，这是现代制物话语的核心，即对具体性、中心性、差异性的消解，既制造繁盛的物的景象，又使一切都始终保持在一个固着的结构与组合原则之中。

二、 现代儿童玩具的教育拟像机制与身体悬置

分析现代儿童玩具的物性，在于揭示出它的抽象性，作为物的儿童玩具已然抽象为一种不能被身体具体把握的抽象体系——它成为了符号。儿童玩具是普遍的童年文化组织下的一种“表演”，用一种繁盛的物群姿态，与其他童年事物一起，共同构筑出一个现代童年的景观。儿童玩具是泛滥于童年生活的物，也是儿童生活之中最大的缺席者。物的缺席意味着与其共享实践的身体的缺席，身体缺席意味着实践的、完整的主体的缺席。因此，现代儿童玩具的生产及实践所连接的并不是真实的儿童，而是一个虚无的主体——普遍的童年景观。

（一） 现代儿童玩具的教育分类与拟像机制

教育功能已是现代儿童玩具最普遍的功能之一。玩具确实具有某种具体的教育功能，如锻炼肌肉、识别颜色与形状、感知重量与大小等。同时玩具可以辅助开展各类教学与游戏，如通过排列、分类、组合几何型玩具来发展儿童的数理空间观念，通过运用角色玩具来开展交往性游戏等。玩具的教育功能均是通过编制其上的色彩与构型，以赋予玩具固定的形式样貌或操作程序而发挥出来的。但终究这些都是短暂和临时的，它们屈从于消费逻辑主导的流动机制，也屈从于玩具本身在物性上的“普遍性”，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在时间性与个体性上具备独特意义的玩具，只有“流通”与“更换”是玩具实践的真正主题。

1. 现代儿童玩具的教育分类原理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逻辑是生产、组织物的现代秩序。物已经不再独立存在，它们被整编进入一个更大的体系之中，“很少会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3]物在一个更为“完整”的意义系统之中，与其他的物相互呼应或相互否定，他们不是通过自身的特定意义，而是通过衔接彼此的意义链条来照面世界的。

教育性，是组织现代儿童玩具的一条意义线索。确切地说，是儿童发展理论为玩具在教育场域的分类与组织提供了一个意义框架。首先，儿童发展理论将“发展”表述为身体、知觉、思维、社会性（情感）等各方面在儿童不同年龄段呈现出来的“总和”状态。因此，现代儿童教育也被分解为各年龄段在身体发育、感知体验、思维训练、社会性培养等方面的任务。其次，儿童玩具通过自身的色彩、形制、结构、操作机制、想象性外延等方面对这个由发展理论确定的现代教育原理做出回应。

现代儿童玩具正是按照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发展理论对“发展”本身的分类学设置来划分类别的。主要划分为安抚类玩具（适用于婴儿期，主要功能在于安抚婴儿的情感焦虑）、益智类玩具（适用于整个童年期，主要功能在于通过搭建等方式，训练儿童的数理、空间思维）、社会性玩具（适用于童年早期及以后，主要功能在于传达社会规则以及社会情感）等主要门类，以此展现出一幅从感官训练到思维发展、从情感安抚到社会性型塑的进阶性教育图景。

2. 现代儿童玩具的教育拟像机制

作为一个符号体系，现代儿童玩具并不是通过一个具体的物象来象征另一个物，也不是通过一种简单的“持有”关系来标识某种社会身份。玩具的拟像，是通过其风格化的物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操持”来完成的。鲍德里亚使用“差异性操持”，来指出“社会生活中人们获得物、使用物和摆弄物品的某种特殊的有序在场方式”[4]62，并不是物的特有表象，而是物所蕴含的出场及运作程序整体性地指向了它所表征的“生活图景”。以安抚类玩具为例，这类玩具一般适用于婴儿期儿童（0~2岁），以应对低龄儿童因生理需求无法满足造成的早期焦虑，它们一般是材质柔软、造型可爱的布偶类玩具，或者橡胶类咬具。发展心理学通常将母亲看作婴儿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母亲是婴儿的食物来源，直接决定着这个时期婴儿的安全感体验；另一方面母亲是婴儿与外部环境的中介，不仅通过哺乳（吮吸）与婴儿发生最初的交往，而且还通过回应来提供一个“应答性”的良性环境[5]。确切地说，不仅是母亲的身体及行为（搂抱、母乳、抚摸等），而是“母亲的在场”为婴儿提供了最初的安全感。

安抚类玩具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其本身的功能或程序，即不在于它是否能够提供一个真正的安抚措施或建议，而在于它能否通过自身的物性与“操持”去指涉“母亲在场”这一“能指”。拟像，意味着“一种象征性功能对物的实用有序性的替代，拟像构成符码。”[4]60安抚类玩具的真正实践，一方面在于调动自身的物性，即绒毛纤维与橡胶质料所具备的柔软感与舒适感，去表征母亲在场这一意象；另一方面，通过婴儿在“母亲缺席”这个特定情境下对玩具的操持（抚摸、把弄、咬扯）来再构“母亲的在场”。安抚类玩具的存在并不是实践维度的，而是象征维度的。其真正的教育实践，是在象征维度去拟像“母亲在场”的理想图景，以“补偿”母亲的缺席，甚至深入指向一个社会性的教育理想：心理健康的早期童年。

同样，益智类玩具的实践核心并不在于它自身的机制、关卡或组合，而在于它所拟像的一个可以通过训练而实现的智力平等的童年；以及社会性玩具所要表达的是一个角色清晰、情感健全的童年。玩具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功能性，并作为一个更高程度上的符号体系，其价值在于它的拟像能力，而不在于它真正的教育功能。正如鲍德里亚认为，“物是一个显现社会意指的承载者，它是一种社会及文化等级的承载者——这些都体现在物的诸多细节之中：形式、质料、色彩、耐用性、空间的安置——简言之，物建构了符码。”[6]玩具通过自身的普遍物性及社会活动所回应的，是一种普遍的现代童年意象。

（二） 现代儿童玩具教育实践下的身体处境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开篇，将现代社会生活表述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7]3，那些与人有着深层经验关系的事物，都在远去。景观，意味人与世界的关系，正从过去以身体为核心的实践关系转向一场纯粹的“注视”。人们按照一种先在的“幻象”去凝视物，并在视觉中重新组织物。德波认为，人与物的关系，面临着再一次的降格，“经济对社会生活进行统治的第一阶段，……曾经导致一种从存在滑向拥有的明显降级。而……当今阶段，正在导致一种从拥有面向显现的总体滑坡。”[7]8如果说，第一阶段，所表述的是经济社会下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事实，那第二阶段，则意味着身体在“人—物”实践中的全面退格。“景观”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并不是物的图像，而是布展物的意图，它是控制性的，是对物的生成与实践进行架构的“强制性独白”[7]序28。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玩具的本质在于支配它（们）的前置秩序——消费逻辑。教育学亦被消费征用，成为儿童玩具成物与流通实践的知识支持。玩具的成物过程，是各类已具有独立意指的经验单位被随机调选与组合，以指涉某个具体的教育图景的过程；玩具的流通，则以普遍而理想的童年愿景为基础。现代童年愿景，即现代儿童玩具背后的“景观”，它制造了玩具流通的非物质体系，使玩具在一个文化而非实践的维度中，持续循环。

另一方面，“景观”意味着人与物之间“视觉性”的关系本质。物成为一种表演，它们只能被观看。个体的玩具不仅在更大程度上按照一种“可看性”被型塑与生产，其自身的色彩、构型、材质均在退化为一种视觉维度的物性。玩具失去了实践维度的纵深，它的操作性是一种虚化了身体的“手势”，其材质是一种同质性的触感，触觉在这场物性的抽象行动中被彻底悬置。“茫茫世界，触觉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唯余眼前诱人的影像叠映出来的景观。”[7]序20实际上，“可看性”是现代儿童玩具成物与社会实践的总原则，其材质与构型，都在优先满足一种“表演”的需要，玩具是在用其自身的物性组合及“操持”来共同完成它们对现代童年的展演。为了成为一个全能的符号，玩具必须尽可能的“虚化”，就像毛绒类玩具必须被虚化为一种柔软的象征，然后才能被各类“图景”，如“母亲在场”“童年情怀”等征用。

以景观为本质的现代儿童玩具，必然蕴含着一种单向的身体关系。“景观就是逃脱人类活动的那个东西，它摆脱了人类对事业的重新考虑和修正。它是对话的反面。”[7]8景观决定了玩具必然成为其参与的教育实践的支配者，其背后的教育图景早已规定了它们的全部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玩具是拒绝对话与修正的，进而也是拒绝身体的。玩具是作为一个结果被赋予儿童的，在其成物过程中，身体始终是缺席的。因而，被赋予玩具的儿童，只能按照玩具蕴含的操作程式去运用它们，按照玩具隶属的文化图景去理解它们。鲍德里亚曾言：“消费物非物”[4]78，意味着进入消费逻辑的物已经丧失了作为物的独立品性，它们作为符号，反而遮蔽了真实的生活。现代儿童玩具的实践核心，在于推动、传播一种对于童年的普遍理解。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童年图景，它置换真实，成为一种常态而合理的童年认同；同时，它也拒斥真实，使得真正的儿童及其生活成为这场图景运动下亟待规训与调整的对象。

三、 现代儿童玩具的童年教化与身体性呼唤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阐述了一种以“人—物”关系为核心的世俗教育思路。他将人界定为“造物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8]1，是“一切造物的主宰”[8]10，而人的崇高性在于人能够按照万物的目的去管理万物，“人要主宰万物，就要使万物的正当目的正确地实现出来，使万物均为己用”[8]11。人与物建立起一种互生关系，一方面人需要通过对物的考究、理解来获得超越物的理性与能力；另一方面物也要通过人的“管束”才能为人所用。人对万物的管束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对物发出的支配与改造，而是基于物的内在目的。管束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而是为了维持万物与上帝的统一性。可以看出，“成人”与“成物”，是现代教育过程的两个面向，也是以物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的本真。人与物的教育关系，是一种以身体实践为基础的彼此成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人是物的管理者，物也是人的限定。

卢梭也说：“你使孩子只依赖于物，就能按照自然的秩序对他进行教育。如果他有冒失的行为，你只需让他碰到一些有型的障碍或受到他的行为本身产生的惩罚，就可以加以制止。……经验和体力的柔弱，对他来说就是法规。”[9]物的教育在卢梭的教育体系中有着基础地位，他所强调的物并不是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维度的物，而是一种在人的行动之中显现的物。卢梭看中的是物的“刚性”，即物绝不向人妥协，也绝不受人“奴役”的品性。物的存在真意，是在人的行动中，提供自然的限定。人通过身体来体验物的限定以及蕴含其中的自然意志。卢梭道明了人与物在自然状态下的交往关系，人在这种“公正”“不偏斜”的交往关系中才能获得最真实、最质朴、最原初的关于自身、关于世界的认识。

物的教育起源于现代教育学，因而玩具的教育性也是现代教育学话语范畴之下的一个命题。而对于玩具的教育价值或功能的讨论，终究应该立足于人与物的关系。从历史经验上讲，无论玩具与童年的文化关系是否出自成人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刻意安排，玩具都已是伴随现代儿童成长并发挥着重要影响的物。而玩具能够被儿童接纳、对其倾入情感并成为儿童的心仪之物，根本不在于玩具能够运作、呈现的教育程序，而在于它们是否完整、恒久地属于儿童。

玩具的完整性并不是其物质形态上的完整，即玩具并不是以一个“准备就绪”的完善的物出场，它们的完整性是在“玩”这个具体事务中不断生成的。玩具需要通过儿童的调试、操弄、改造、命名、解释，甚至破坏、拆解、重组才能真正成为“玩具”。玩具需要与儿童的身体发生交往、碰撞、冲突，它们并不仅仅是一个操作程序，也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对儿童的发展期待，它们需要包容儿童的身体冲动与认知逻辑，承担儿童的处世压力与情绪弱点，并通过其生动的物性将世界的界限、规则、伦理传达给儿童。

人与物的关系是在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交往的达成既不是人对物的单向操纵，也不是物对人的强制规训，而是一个不断容纳彼此的过程。将玩具归还于儿童并不是为儿童创造无限的玩具物群，而是让玩具恢复个体性与伦理性，使其返回儿童的身体世界。“孩童的遐想是唯物的遐想。孩童天生就是唯物的。孩童最初的梦就是有机实体的梦。”[10]玩具应该融入儿童的身体经验，它应该被看、被听、被闻、被触、甚至被品尝，并与儿童通过身体性交往建立丰富而完整的经验记忆，如此才能承载儿童的情感与梦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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