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善经济”的破局和落地,需要一场公共管理的革新
更新时间:2025-03-13 09:07 浏览量:1
近年来,“善经济”、人文经济学、民生经济等概念逐渐兴起,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理论边界日益模糊。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儿童成长、老人养老、残健共融等公共议题如何在政府购买服务之外找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连接点,构建起“自造血”的微循环机制;而那些长期依赖政府资金支持、被框在“公益无偿”里的社会组织,能否通过引入商业工具转型为社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今,“善经济”的风潮已不仅仅停留在概念上,但人们也发现一线实践中依旧存在难以跳出“政府输血”惯性,社会价值转化难和规则限制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认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公共管理的革新来解决。在他看来,“善经济”的社会需求早已显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政社之间亟须突破对公益和商业的固化标签,正视社会企业的趋势;大家需要意识到规则应该服务于一线行动者,而非阻碍创新探索,而“善经济”的活力源自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而非完成指标的能力,这个事,必须以结果为导向推动。
社区“善经济”,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潜能
急难愁盼和民生改善中,藏着怎样的经济增长点?历任国务院农研中心社会发展研究所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原救灾救济司司长、原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后来“辞官”组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王振耀,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现代慈善的发展。他告诉记者,实际上,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0美元阶段,社会也随之迈进了“善经济”的阶段,随着市场上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显现,生活性服务业民生产业也会成为重要的新经济业态。在“善经济”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或者说长期价值,恰恰蕴藏在“过去有钱也解决不了的公共服务需求”上。王振耀解释道,“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有没有,要做好兜底,关注有没有钱的问题,但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追求的不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大家再在存量市场竭泽而渔已经没有意义。而儿童成长、老人养老、残健共融、生态保护等公共议题的发展性需求越来越多,大家需要‘购买’的其实是这些解决方案”,而这些延展性的需求,需要社会多方力量回应。“善经济”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创造社会价值,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社会服务供给主体很难在这一领域立足,这时候的经济价值又从哪里来?“公共需求的价值转化不能用传统简单的商业逻辑和路径去开发,它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可以延伸出长期而稳定的市场价值。”王振耀举例说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的逸涛社区,便是在发现社区托育的需求后,引入公益基金会作为社区合伙人,打造公益普惠的社区托育园,虽然针对的是公共议题,但也推动了社区经济的发展。
逸涛社区的托育园,解决了孩子托育问题。
0~3岁孩子的家长托育早教需求日益显现,与此同时,社会上又有人需要就业,但如何才能将前后对接起来?实际上,托育需要专业能力加持,也需要空间开发,如果以纯商业运作,成本高昂;如果以政策兜底,财政压力巨大。而逸涛社区的托育园恰恰是从“政府购买”和“利益至上”的传统经济思维中跳出来,把社区、公益组织、居民置于社区的同一公共议题上各自发力,社区搭空间,基金会培训聘人,该收费就收费,都朝着同一个使命愿景推动,成本也就降下来了。“逸涛社区提供免费场地并集社区之力改造,提供给广州法泽社区公益基金会;基金会聘用并培训四位老师,对特殊困难群体按照顾模式收费,对一般孩子普惠收费;现在招收了14个孩子,每月运营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反哺社区慈善基金和基金会,用在更多公益用途上……”王振耀告诉记者,“托育问题解决了,家长支付合理对价,四个人长期就业。这就是典型的经济新增长点,但你别看它小,全国约六十万个城乡社区,一做起来可能就是几百万的新增就业岗位。”“现在逸涛社区摸出一条路了,在养老公共服务方面,也开始推进类似的模式,社区治理的活力一下就出来了。”在王振耀看来,如今有很多地方在进行类似的社会创新,与此同时,大家也在面对具体的卡点挑战。
“善经济”的落地,需要推动公共管理的革新
为什么“善经济”趋势日益显现,但社会上的探索仍停留在小而美的尝试?在王振耀看来,这背后其实关系到一场公共管理的革新。“过去,我们的管理者、基层以及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上往往是‘政策导向’的视角,但当公共服务日益多元和复杂的时候,公共服务的供给端往往需要从社会和群众上面找需求。过去我们往往是围着指标转,现在就得盯着痛点干。”王振耀分析道,大家都在面对变幻莫测的真实需求,而项目制和任务指派思维,只会限制住“善经济”的真实落地。推动社区合伙人落地,自然会受到很多认知偏差带来的阻碍。有的人会顾虑为什么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组织还能收费;也有的人会觉得社区工作者不应该参与到这种运营中,年初没有制定这方面的计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的人会觉得,目前规章制度没有对社区社会企业的财务、运营、组织等提出清晰指示。“很多社会创新在这里面中途夭折。”王振耀说,但在逸涛社区可以看到,从市到区再到街道社区,大家都是结果导向。“你能看到那里的居委会主任特别热情,市区两级民政大力支持。”王振耀坦诚道,“如果真的按条块分割来看,民政部门也可以不插手进来,因为社区做的是孩子的托育,但大家没有推诿,支持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创新探索;而社区基于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跳出了局限的‘工作’视角,以结果导向,全力支持‘三观契合’的社会组织在自己社区落地扎根——这些都是观念上的突破口。”王振耀颇为激动地表示,过去一直知道广州社会力量活跃,但逸涛社区的实践确是惊艳。
“我们希望更多地方看到,‘善经济’落地这个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当然,要真正行动起来,需要多股力量相互配合起来——政府要有公共政策支持,社会组织要有强烈自主性,此外也要有合理的机制可持续回应社会具体的需求。”王振耀分析道,这个过程必定是以结果为导向,而非流程为导向,比如社区社会企业营收如果都注入到社区慈善基金后,基金能不能兜回社区社会企业的运营成本,从流程上看可能会有卡壳,但这个事情从结果看必须打通,打通才能形成“善经济”。“有的人会觉得创新没有规则可参照,但我们做事不能只研究程序是否正确,而把结果抛在一边,在这方面,我们应以民生为本、民生为大,要以老百姓的公共需求为出发点,调整我们的政策程序。我们需要意识到规则和流程不是目的,目的是及时服务民生所需,民生创新需求已经摆在面前了,我们必须赶紧行动起来,之后再根据需求调整各种公共管理程序。”王振耀说,这个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和缺点,但不能停滞不前,大家可以逐步探索解决,找到一套新机制。
广州多个社区开始探索社区合伙人、邻里之家的探索。
谁来推动“善经济”的落地?
“善经济”时代的底层架构既不是纯粹的市场逐利,也不是简单的行政包办,而是在解决公共具体需求中,自然生长出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系统。在王振耀看来,“善经济”的推动过程中,随着试点推进,居委会的公共服务职能全面拓展,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成立议事会,共同探讨公共空间规划等问题,公益慈善组织也引进来,如此一来,社区治理与社区经济也会良性循环。王振耀告诉记者,社会创新是需要多方共同推动的,其中包括媒体,也包括像中国公益研究院这样的学术研究机构,“我们会看到社会创新是需要良好的土壤的,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不行那不行,这时,就需要有人与管理部门、街道社区一同探讨,让大家知道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且能循环下去的,而且要注重便捷性,去欣赏、去鼓励这些创新尝试,让社会组织成为‘善经济’的创新主体。”“过去政社、学、媒之间可能都在各做各的事,甚至闭门造车,但‘善经济’已经到来,公共服务创新需求已经摆在眼前,我们需要互相联动起来、落地研究,以结果为导向,才能为民生经济提供成长的土壤。”王振耀说。微博号:中国公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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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州日报新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