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一束微光亮星河!对话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文雯
更新时间:2024-10-11 10:43 浏览量:10
摘要: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文雯带领团队十年一剑,研发出成人弱视治疗平台和设备,有望突破大龄儿童及成人弱视患者的治疗瓶颈。“你知道作为医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吗?是面对患者时不得不说:你这病治不了,退号吧。”过去,超过12岁的弱视患者往往“无药可救”,每当看到弱视患者和家属绝望的眼神,文雯也会难过,但她并不甘心,近十年来,她带领团队研发出成人弱视治疗平台和设备,有望突破大龄儿童及成人弱视患者的治疗瓶颈。
“戴上这副AR眼镜,患者能一边接受视力康复训练,一边正常阅读、看电脑,甚至做家务,依从性非常好。”提到疗效,文雯眼里有光。“随访显示,80%的患者训练半年后视力平均提高2行(视力表)以上,效果最好的1个月后视力从0.5提高到1.0,基本恢复正常水平。感谢患者对我们的信任,现在有100名患者正排队等待治疗。”今年,这套AR设备转化量产,目前正在申请医疗器械证,不久后走向市场,将为更多弱视患者带来光明。
十年一剑,微光成炬,照进黑暗,点亮星河。2023年,这位85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凭借这套治疗成人弱视的“增强现实视觉诊疗设备”,摘得“春昇杯”医学创新人才大赛成长组三等奖;2024年,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竞赛专项表彰)。而她却依旧保持谦卑,将目光瞄准更远的未来。“我们领域有三大疾病有待突破——成人弱视、眼球震颤和旁中心注视。成人弱视我们花了10年来攻关,我还有20年退休,后面两个疾病我希望在未来20年跟团队一起努力,到退休时就无憾了,”她坦言,“我的成就感来自疾病的突破,临床实验最得感谢病人的充分信任和无私支持,我常常被他们治愈。”
十年一剑追逐光明
记者:为何12岁以后,弱视就很难治了?
文雯:弱视并不仅仅是眼睛出了问题,而是和患者的脑发育不良有关。人类80%的感知觉均经由视觉信息获取,视觉系统从出生到成熟,有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婴儿刚出生时只能看到光,直到6岁,视力才慢慢发育到1.0。如果视觉环境在6岁之前发生改变,比如因屈光参差、斜视等因素阻止光线进入,婴幼儿获得不恰当的视觉经验,便会引起视力发育异常,不及时干预,一旦超过12岁,就很难再刺激大脑视觉细胞发育,弱视便会发生。
传统治疗方法对大龄儿童及成人弱视的效果不理想,弱视患者会出现明显的疗效年龄断层。12岁以上的患者因传统治疗效果不佳,临床上大多放弃治疗,这部分人群仅国内就有3000多万。很多人因此产生自卑心理,择业困难,生活质量下滑。有位姑娘13岁时才发现弱视,跑了多家医院,都说她年纪大了,治不好了。上大学时,她去面试空乘专业,因为弱视被拒。她刚来时右眼视力才0.2,训练3个月后达到0.5。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收到不少患者的感谢信,很受鼓舞。
记者:突破这个疾病的契机在哪里?
文雯:我一直很幸运,一路遇到很多业内大神和给予我巨大帮助的老师们,在科研关键时刻,给我指引和灵感。读博时,导师孙兴怀教授把我送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心理系,专门学习脑认知,这个理念十分超前。在那里,我师从知名的认知科学家何生教授和张朋教授,他们对科学的热爱、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的脑科学研究思维方法,都是在那一年半里养成的。
回国后,我们在医院搭建3T MRI视觉研究平台,开始探索斜弱视的脑损伤机制。2013年,首个提出弱视损伤“双机制”,并衍生出视觉训练新理念。但是,怎么将这项研究成果用于临床治疗呢?在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张朋教授的一次学术讨论中,我们碰撞出新灵感,利用超轻量增强现实显示技术与头戴式眼镜结构,进行实时图像处理参数个性化设置,搭载基于脑机制的训练模式,形成与现实世界中环境一致的立体视觉体验。之前眼科界公认的瓶颈,终于在大脑上找到了治疗“开关”,我们在“脑机接口”领域迈出突破性一步。
2017年,一代设备雏形问世,团队在美国ARVO上做了大会报道,受到瞩目。2023年,二代设备升级为AR眼镜,更轻便好用,患者周一到周五每天佩戴2个小时,训练的同时不影响生活,效果很好。经AR双眼视觉训练3个月后,最佳矫正视力平均提高2行。
科研写在临床一线
记者:您在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等医工交叉领域,成果丰硕,从一名临床医生走向临床科学家,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分享?
文雯:临床医生搞科研,好的平台至关重要。医院领导高屋建瓴,大手笔建立专病中心,让我们围绕亚专科病种梳理难点、痛点、堵点,科研问题更清晰更聚焦。在赵晨教授领衔的“难治性弱视中心”支持下,我们梳理三大弱视治疗瓶颈,申请到国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市科委项目,这种项目导向更利于大合作、大攻关,产生大效益、大成果。
医院大力推动转化平台的建设,落实一系列激励转化的举措,成立医工交叉研究院和专利转化部门,科研转化的氛围“浓郁”。我们依托优势学科,瞄准感官障碍疾病发病机制及精准诊疗研究等重点方向,推进基础研究及临床转化,目前,团队申请了5个专利,4个已成功转化。
做临床科学家还要耐得住寂寞,一位前辈曾讲过一个“5年法则”。他认为,教学型医院要临床、科研两条腿走路,博士毕业后的5年决定医生的高度,这5年一旦松懈,后面的科研工作就会很难推进;如果循序渐近、稳扎稳打,哪怕一年只出一个成果,也能在科研道路上走得长远。刚回国时,我的临床技能为零,在国外也没发表过论文,非常焦虑,“5年法则”让我豁然开朗。在做住院医生时,宿舍就在汾阳路院区内,周围酒吧林立,车马喧嚣,我白天到病房轮转,下班后做实验,晚上12点回宿舍睡觉,心无旁骛地搞科研,博士毕业后两年就拿到第一个国自然基金,慢慢走了出来。
记者:临床转化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文雯:最难的是怎么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一起将成果转化落地,如何加强产学研深入合作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努力的方向。十年来,我们和张朋教授团队一起做弱视治疗的机制研究,并幸运地找到了杭州第三方企业参与设计完善AR设备,近四年来每周日晚上我们都会雷打不动召开三方视频会议,不断碰撞出火花,才会快速实现成果孵化。
榜样如炬为eye前行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从医道路的?在您眼里,一个优秀的儿童眼科医生是怎样的?
文雯:姨夫对我影响蛮大的,他是位妇产科主任,小时候看到他给病人开2块钱的药,他对我说:“能用便宜的药治好病,为什么要选择贵的呢?”病人都说他好,我就觉得他了不起,长大后也想成为那样的医生。在美求学时,有幸遇到何生教授,他每周会抽出半天时间,和我一对一talk,不只聊课题,更多时候我们会讨论科学问题,这让我爱上了思考,也养成了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现在我把这种聊天模式带给学生,传承下去。
好医生永远把病人利益放第一,而儿童眼科医生更需要细心、耐心,为了跟孩子们建立信任感和亲密感,我喜欢让孩子走到我跟前,多倾听多谈心,小孩才会配合检查,治疗才能更顺畅。我铭记前辈的话:多和孩子、家属聊病情,多花时间查体,最后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改变的不只是小孩的未来,还有一个家庭。 好医生还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具有创新精神。不要在意短平快式成果,而要追求长线发展;要谦和努力,丈夫总说我不聪明但够勤奋,我相信勤能补拙。
记者:您是硕导,还担任医务部副主任兼预防科科长,医、教、研、行政如何兼顾?怎么平衡工作与家庭?
文雯:我每周一天半看门诊,一天手术,晚上搞科研,其余时间主要做医防融合等行政工作。医教研相辅相成,临床与管理也不矛盾,反而相互促进。我们将创新的临床筛查诊疗新技术和科普知识推广至社区家校,在“未病”时更早介入,打通筛、治、随访闭环链管理,积极发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作用。
而作为妈妈和妻子,最感谢的是家人。暑假和周末我都给不了他们,儿子4岁就知道,妈妈很忙妈妈要工作,他们都很支持我。中秋、国庆我们一般不调休,因为错峰看诊,病人满意度特别高。尤其暑假,我一般7点就坐那了,一天加满150个号并不觉得累,反而很开心,因为看到病人的眼神有光彩,听到的反馈都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