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记忆——大学春秋（三）

更新时间：2024-11-10 16:42  浏览量：3

在哪个特殊的年代，43岁在高校文科能评上副教授，也算是幸运者了。因为文革十年耽误了多少青年人的生命，也耽误了很多中壮年人技术职称的正常晋升。

我刚晋升高级职称后，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广州就有两个单位到安财要挖我到广东。一个是深圳的南海油田，要我去任总会计师，分房、给车、配大哥大，年薪也很高；另一家是广东省海洋捕捞局，也是要我去任总会计师，其条件也十分诱人。当时夫人身体还未完全恢复，还不能上班，小孩还很小，离开蚌埠，家里只靠我一人，那种生活就意外困难，其它地方再好，也不利于我们离开蚌埠。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工作也已顺风顺水、得心应手，也能更好地方便照顾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在高校我已站稳了脚，也有了一定的成就感。在高校虽不能大富大贵，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在西藏高原，我已过惯了艰苦的生活。

抗拒了外来的诱惑，心安了，我就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审计教学和科研之中，全神贯注地瞄准下一个目标，争取如期地晋升教授。

自晋升副教授后，我就被聘为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当年又被安徽省财政厅批准为“中国注册会计师”。不仅承担了本科教学任务，而且还承担了研究生教学任务，每届还要帶两至三个研究生。

如何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我在高校工作时应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讲课，学生爱听；为什么有人讲课，学生打瞌睡？我想，关健在于一个“讲”字，而不是照本宣科去“念”。要想“讲″得好，首先要把课备好，准备充分，吃透应讲的内容，熟记应讲的内容；其次要把课文内容转换成口头语言，能明白、清楚、有条理地表达出来，使学生听得明白，也记得清楚。至于怎样才能讲好，就要在深入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每句、每段内容的含意，然后再有层次地表达出来。如讲“审计”概念时，不要简单地把概念念一遍，而要从概念所包括的内涵去讲，如要讲明审计的主体、客体、目的、行为方式、方法等，这样就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加深理解和记住审计的概念。

在科研方面，关健是在于勤于思考，比较、联想、探索，由此及比、由旧创新。我在审计教学中，从美国审计教材中我了解了“内部控制"的概念，并从台湾有关“内部控制"著作中，了解了内控的全部涵义，联想我在长期会计实践过程中，总感到一个单位仅靠会计制度不能制止错误和弊端的发生，更不能有利于揭露各种经济犯罪，势必要依赖更加全面、更加健全的管理制度，那就是内部控制制度。于是在1978年财政部统编规划教材招标中，我投出的是《内部控制设计》而不是《会计制度设计》，当年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为了教材创新，就把《内部控制设计》列入补充規划。在科研上，没有深入的思考，没有比较、联想，就不能发現新的课题，就不能开拓新的思路。有了新的思路，就应该搜集、整理资料，然后应进一步思索，研究什么？为什么写？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其次是根据目标的需要去搜集资料和按照论点、论据及顺序去整理资料；笫三，再深入思考怎样提出观点，怎样阐述论据，怎样开头，怎样结尾等；写好后，必要时还得进行修改、定稿。

我在任职期间，一是要抓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以老带新，以促进青年教师站稳讲台和站好讲台，勇于开新课、勇于开拓进取；二是动员组织老教师修改和新编教材。由于多数财经院校为了适应本科教学和新学科建设，多层次办学（函授教育、专业证书教育、自学考试教育），我系组织编写了工业会计、商业会计、工业财务、商业财务、经济话动分析、审计学等各层次的教材和学习指导书等。

我在会计系任职期间，曾陪同刘文泉教授外出讲学；多次和李耀寰教授（副校长），到蚌埠会计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并被学会负责人称赞我为李教授的“得意门生”；我和周宁之教授一同在合肥指导毕业生实习；多次陪同周舜臣教授到商业部审计局进行商业审计学术交流和进行合作办班等事项。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我系和商业部审计局在校内和黄山市合作举办供销、商业多个审计培训班。

由于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系里工作的需要，我结识了国内一些有名的会计专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我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学习，这些专家的学问和为人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受益终生。

我经常回忆起1984年，和王文彬教授初次見面的情况，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书架，桌上、地下堆满了各种杂誌、旧报纸，他侃侃而谈，并介绍他编写《审计学》的一些情况和合作出版的难度。后来，我系多次邀请他主持研究生答辩。

从1986年以后，每年都要邀请外校一至两名名教授主持研究生答辨工作，由于我是分管教学科研的副主任，接待教授均由我负责，所以和他们的交流，不仅是学术教学方面，还有生活方面。我记得接触得最多的是厦门大学的葛家澍、余绪缨教授、江西财院的裘宗舜教授等。

1989年，在全国统编教材大綱编审会上，我和厦门大学常勋教授同住一个房间，会上又听取了诸多教授对《内部控制设计》大綱的意見，特别是武汉大学易庭源教授的发言使我受益非浅，在肯定的前提下，又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使我终身难忘。

继石家庄会议后，1990年在丹东财校又召开了统编教材初稿审稿会，我的《内部控制设计》一书审稿通过，并由财政部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批准出版发行。会上我认识了上海财大的石成岳教授、中财院魏振雄教授，会上指定魏教授为《内部控制设计》的审稿人，因此，我多次联系魏并聆听他的建议。在丹东会议上，我还接识了天津财院的盖地会计系主任和江西财院会计系秦主任，在以后交往的日子里，我们三人还成了好朋友，在会计、财务和审计方面各显神通。

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两次参加了《全国会计教授学会》的年会。在北京的年会上，我认识了人大的阎金锷教授和天财的李宝震教授，并与李教授深入探讨了审计案例的编写方法，并就李编写的《审计案例》一书，谈了自已的看法。李教授接受了我的建议，并热情邀请我参予其案例一书的修订工作。

在上海年会上，我的研究生丁平，推着娄尔行教授的轮椅（丁平当时是娄的关门弟子）引見了我，我和娄尔行教授作了简短地交流。实质上，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听过他的学术报告。我记得当年的学术报告，是在蚌埠市委大礼堂里作的，整个蚌埠市的会计界代表都参加了，我校有关班级也只能派五人参加。我还记得当年报告的内容是会计史，如“结绳记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