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体系，还鼓励人们思考真问题吗？（下）

更新时间：2024-10-24 15:38  浏览量：7

1.名字引发的身份困扰

小孩的姓到底是什么，小孩的性别是什么？由于“古默”这个名字让人难以分辨性别，所以引发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为了处理这些问题，你需要不断申诉、解释和沟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脸皮变得越来越厚，也变得更善于言辞。

2.跨学科经历的独特性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度过了。大家对你的背景非常好奇。你先是读了生物学的本科，之后又攻读了哲学、法学和政治学。对于很多人来说，一辈子学好一个学科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你却在多个学科之间游走。你刚提到一个问题令人感兴趣：你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你。比如，在政治学系时，大家可能会讨论领导人的特质是否值得研究之类的问题。

3.学科间的壁垒与挑战

从宏观角度看，你认为现在这些学科在研究什么？如何在哲学、政治学和法学之间找到平衡？学术界内，大家常常谈论跨学科，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在政治学系，你需要辅修美国政治或国际政治的课；在哲学系，则需要学习形而上学、伦理学或美学等课程。知识结构因此变得不同。尽管如此，你对哲学材料的研究进展始终保持紧密关注，同时希望能避免当年的弯路。然而，北美的哲学系内部存在着一种满哲学沙文主义倾向。

他们对外部的哲学研究者不太看得起，招聘时一定要求哲学系的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外部学者也不太看重哲学内部的研究，这构成了一种矛盾。政治学系则有不同的问题。北美的政治学系越来越走向定量化的道路，因为定量研究容易开展，有数据库和模型的支撑。而且，美国文化和学术霸权对全球影响深远。这导致政治理论慢慢变成一个小众领域，做定性的研究也开始被边缘化。定量研究人员由于懂得数据分析和模型建立，更容易发表论文，并且不局限于特定的研究领域。

2008年，当时在美国的一个不错的大学——宾州州立大学，其政治系决定取消政治理论教职。这引发了其他大学的政治理论家们的强烈反弹，他们联署公开信要求恢复教职，但宾州州立大学并不在乎。

4.当代学术界的结构性问题

导致政治理论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80年代以后北美高校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管理主义的兴起，校方行政部门获得了更多话语权，教授的影响力则相对减弱。行政部门更关注学校在各种排名中的表现，因此更倾向于支持那些能快速出成果、容易量化的学科。

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不同领域发表高影响力论文的概率。首先，做定量研究的领域发表论文的速度较快。他们可以利用数据库发表多篇论文。例如，接受过定量训练的人，获得一个中国的数据库可以发表一篇，再换成拉美的数据库又可以发表一篇。这种研究不需要深入研究某个特定领域或地区。

而做理论研究则困难得多，需要深入阅读原来的理论著作，理解并清晰地论证一年发表一篇论文已经算相当快了。这种速度差异导致有人质疑学术圈研究质量低下，论文数量激增与现实世界的关联逐渐减少。大学里追求的KPI目标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研究应该源于兴趣，而不是过多的条条框框。这种KPI驱动的方法导致学者们追求数量而非质量。同时，还有私有化背景下的资金削减和公立院校经费紧缩。学校开始削减“无效益”的岗位，优先培养那些能够“市场化”的课程，例如数据处理技术，使学生更容易就业。

于是，许多人文学科被边缘化，或者被迫转型为数据人文学科。在很多学校，传统的人文学科例如英语系、比较文学系、哲学系和历史系受到冲击。为了自救，这些学科不得不包含更多数据处理的内容。而学术界也有另一种声音，即研究原问题和理论框架的学科，与具体的、经验相关的研究相比，面临更多挑战。有些人认为，哲学和政治学等古老学科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发展，许多原问题已经被深入研究，新的大思想家难以出现。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强调跨学科的综合性观察和新的理论框架。然而，当代学术培养制度并不鼓励跨学科研究。博士期间往往集中在狭窄的领域，终身教职评审也会优先考虑在特定主题上发表集中的成果。

虽然获得终身教职后学者可以自由发挥，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习惯于深耕某一个小领域。美国的学术体系自19世纪中期学习德国模式建立至今，也经历了逐渐商业化的过程，这进一步强化了学术界的这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