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光专家：让学校成为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堡垒
发布时间：2026-01-22 08:37:00 浏览量：2
近年来，近视已成为影响全球尤其是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深受广大眼科医务工作者的关注。在“Bright China 2025”盛会期间，《国际眼科时讯》有幸邀请到国际近视研究院主任委员Serge Resnikoff教授和英国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广州中山眼科中心客座教授Nathan Congdon教授展开深度对话。两位教授围绕近视的疾病定义、综合防控策略、心理影响及全球治理等关键议题，分享前沿观点与实践路径，为近视防控的系统化推进提供国际视野与可行思路。
话题1：近视的定义范畴
Serge教授，从国际共识视角，如何定义近视的“疾病属性”及其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影响？
Serge教授
一些学者已将近视定义为一种疾病。实际上，查阅《国际疾病分类》（ICD）这一用于界定各种疾病、病症和损伤的国际性框架时，会发现近视早已被收录其中，因此这并非什么新观点。相对较新的，可能是人们对近视可能导致视网膜、视神经等部位出现严重并发症这一事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也正是"疾病"这一术语在近视领域被更广泛采用的原因。从一般意义上说，"疾病"是指非外伤因素导致的结构和/或功能异常，这是它通常的定义。而疾病通常还伴有特定的体征和症状。从这个角度来说，近视完全符合疾病的定义标准。
Congdon教授，您在主题演讲中也提到近视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近视的定义范畴？
Congdon教授
我认为我们不应把“如何定义近视”这件事过度复杂化。如果想要解决近视问题，就需要能够轻松识别出已经患病或具有风险的儿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屈光测量来实现——也就是测量儿童获得清晰视力时所需的镜片度数。我想强调的是，近视既不是一个难以定义的疾病，也不是一个难以治疗的疾病。这是全世界（包括中国）最常见的儿童眼部问题，同时也是已有较强证据证明其会影响心理健康、学习表现以及未来工作效率的眼病。
对于临床一线的眼科医生来说，毫无疑问，近视是一个容易定义的疾病，但它在眼部造成的影响却相当复杂，包括青光眼风险增加、视网膜脱离、某些类型的白内障，以及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些即使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因此，我认为可以这样总结：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定义、筛查和识别的疾病，但近视在眼部造成的影响却相当复杂，如果不加以治疗，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学习能力和心理健康，且可能给社会带来更深远的的负面影响。
话题2：近视的防控体系
IMI框架将户外活动、光学矫正和药物干预等构成了一个综合防控体系。Serge教授，您如何定义这个体系中不同措施的优先级和角色？
Serge教授
关于近视综合管理的不同体系，它们之间并非相互排斥。比如一级预防，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这本身对整体健康就非常有益，无论是针对近视防控，还是预防儿童肥胖等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实施的措施。一级预防并不排斥药物干预或光学干预等其他手段。
至于应按什么顺序、何时以及如何实施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情况。现有的指南可以帮助专业人员做出处方选择，并根据近视进展速度、起病年龄等因素来确定应采取何种干预措施。由于这些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需要经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员，才能正确使用现有的各种干预手段。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干预措施在所有国家都能获得，其可及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环境，并且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这一领域是相当动态的。
Congdon教授，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将儿童视力问题与心理健康关联起来看，这对公共健康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在公共卫生政策层面，构建一个更整合的“眼健康-心健康”支持体系？
Congdon教授
无论是作为教授还是NGO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始终围绕同一个核心目标。我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往往都低估了视力的重要性。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相关证据，不清楚良好视力对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我所带领的团队主要致力于研究良好视力如何提升成年人的工作效率、帮助儿童在学校更好地学习，以及如何改善儿童和成人的心理健康。
特别是在近视和心理健康方面，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中，如果儿童在课堂上看不清黑板，他们很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我们目前正在辽宁开展一项名为 SWISH 的研究，假设为儿童配镜能够降低其抑郁和焦虑水平。该项目将在下个月公布结果。研究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证据，证明良好视力能够帮助改善儿童的心理健康。此外，良好视力还能提升交通安全，交通事故是5至29岁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而改善视力可以大幅降低这一风险。
我认为这些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为儿童提供良好视力能帮助他们在学校表现得更好。这意味着全社会必须凝聚共识，一致行动。但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视力不佳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和学习困难，那么这就更迫切地要求我们使用现有工具，为中国的每一个儿童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心理健康支持体系，我认为在很多方面学校都是最适合儿童的健康支持平台。儿童每天都在学校，这里正是发现问题、提供健康服务的理想场所。新冠疫情期间学校关闭，我们就看到了巨大的影响：数以亿计的儿童失去了原本只有在学校才能获得的服务。因此，应充分发挥学校在提供基础健康服务方面的平台作用。学校不是医院，但一些基本服务，如视力筛查、口腔检查、听力检测都可以在这里轻松完成。理想情况下，学校还可以提供更多运动机会，从而避免儿童肥胖问题。我认为视力健康也应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自2018年以来，政府在学校视力筛查方面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学校也可以作为平台，逐步加入其他服务，如心理健康支持、口腔健康等。我确实认为学校是最理想的实施场所。如果把预防近视和配镜的责任完全交给家长，对于社会中受教育程度高、了解健康需求的前15%~20%家庭来说，可能效果不错。但如果我们希望所有儿童都受益，就必须以学校为服务提供平台，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接触到所有儿童。
话题3：近视的政策制定
近视已被WHO认定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Serge教授，从全球卫生治理的角度看，您认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制定近视防控国家战略时，最应优先投入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Serge教授
我的第一反应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我们有世界卫生组织（WHO），但它是由成员国组成的组织。好的一点在于，WHO能够提供指导意见，而各国政府可以选择是否采纳。然而，从全球层面来看，在优先事项上，我认为主要有两项。
第一项优先事项仍然是一级预防，即努力降低近视的发病率，也就是减少新发近视病例的数量。其次，如果近视确实发生，则应尽量推迟其发病年龄。我们知道，推迟发病可以避免近视发展到那些在非常早发情况下才会出现的高度近视水平。因此，这是首要任务。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依赖于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控制近距离用眼、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方式的调整。
第二项优先事项是一旦儿童已经开始出现近视，就必须尽早发现。因为目前近视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眼轴一旦变长，尚无方法使其缩短。因此，绝不能错过干预时机。正如 Congdon教授 教授所指出的，学校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是早期发现的关键场所。
在此之后，各国可根据自身的卫生体系采取不同的应对路径，转诊流程也可能各不相同。但早期发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可负担性和干预措施的可及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这是一个稍微不同的议题。
Congdon教授，如果我们想在未来20年内扭转全球近视的快速流行趋势，您认为最关键的一个突破点会在哪里？
Congdon教授
扭转全球近视的快速流行趋势，无需等待科技再现更多突破。目前，预防和治疗近视所需的所有方法其实都已具备，完全足以应对全球儿童的近视问题。当前通行的模式，是依靠家长发现儿童近视后，带儿童去医院配镜、点药水或配戴离焦镜片。这种方式固然有效，但也存在局限：它可能只惠及那些父母教育水平最高、意识最强的约20%的家庭，而其他儿童则可能被遗漏。如果我们真希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让所有儿童都受益，就必须建立以学校为基础的防控模式。这是可行的，也是应该推进的。我们可以运用现有的离焦镜片等技术手段，同时结合Serge教授刚才强调的——增加户外活动与户外时间。具体方法可能因儿童情况略有不同，但学校无疑是最适合落实这一系列干预的平台。因此，我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政策上的突破。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下定决心，设定明确目标，例如在未来20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凭借我们已有的方法，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