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不改，薪火相传，立在儿童病毒防控第一线
发布时间：2026-01-07 13:38:43 浏览量：8
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那年冬天，华北、东北、西北等地突发大规模不明原因婴幼儿重症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发病群体是儿童，范围广、病情重、病死率高，迅速引发全国关注。危急时刻，紧急成立了病毒学研究室。
当时，科室负责人王慧瑛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任贵方等专家合作，从重症肺炎患儿呼吸道标本中成功分离出腺病毒，确认腺病毒是这场疫情的“罪魁祸首”。自那以后，“儿童病毒感染性疾病病原学研究”成为病毒学研究室坚定不移的研究方向。
科室的首位主任是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著名医学病毒学专家王之樑研究员。1956年，王之樑老师受国家委派，远赴罗马尼亚学习病毒学，1961年学成归国后，便扎根首儿所。王之樑老师常教导我们，做科研要耐得住清贫，沉得下心。他带领团队成员，全力搭建了经典病毒学研究平台，能够分离、鉴定很多种病毒。这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地区暴发大面积的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王之樑老师不顾自身不便，亲自带队奔赴现场，与临床医生密切协作。1974年，他们首次证实，引发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的病原体是呼吸道合胞病毒。
随后，病毒生长速度过慢的问题又摆在眼前。王之樑老师苦思冥想，与工厂师傅反复研讨，终于研制出“转鼓”这一神器。它形似微型摩天轮，在电机驱动下缓慢转动，让呼吸道合胞病毒的融合性病变又快又清晰地呈现。这一独特装置至今仍在实验室昼夜运转。王之樑老师带领团队，凭借潜心钻研的精神，将我国呼吸道病毒研究推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之后，团队还通过举办培训班，积极向全国推广病毒分离培养技术。直到生命尽头，王之樑老师都为病毒学研究室的发展与传承竭心尽力。
接过王之樑老师接力棒的，是钱渊研究员。提到钱渊研究员，大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女学者形象。她在知青岁月里仍坚持刻苦学习，一生都在为造福儿童、报效祖国而不懈努力，带领团队在国家传染病暴发的关键时刻，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钱渊老师曾赴国外深造，但在国家有需要时，她义无反顾地踏上归程。她常说：“出去学习，就是为了学成回国，报效祖国”。回国后，她带领团队搭建起分子病毒学技术平台，并与经典病毒学方法相结合，打造出全国儿科首个全面的病毒病病原学研究平台。这一平台不仅在儿科病毒感染性疾病科研中发挥关键作用，助力新病毒的发现，更在疫情暴发时大显身手。
2003年SARS疫情期间，各大医院纷纷向市领导反映隔离病房严重不足，首儿所却异常“安静”。市领导好奇询问，首儿所党委书记解释道：“我们单位有个病毒学研究室，疑似病例标本送去后，大多能诊断出病毒类型，所以不需要大量隔离病房。”市委领导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当即部署向全市推广首儿所病毒学研究室的经验。此后，每到冬春季呼吸道病毒流行高峰，主管卫生的市领导来首儿所视察，都会关切地询问病毒学研究室的病原监测结果。
钱渊老师还是一位严谨慈爱、诲人不倦的导师。我有幸成为钱渊老师众多学生中的一员，还被所党委委以重任，传承科室使命。但我深知责任重大，如履薄冰，生怕辜负这份信任。在科室同仁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深入开展病毒临床意义研究，在新发病毒致病机制研究领域取得显著进展，还将研究方向拓展至病毒防治领域，积极践行实干创新精神。
新冠疫情来袭，我们再次勇敢地站在了儿童病毒防控的最前线。疫情初期，我在对外交流中留意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相关信息，回所后立刻组织科室人员准备好2003年SARS的检测方法，并引入最新技术。为应对可能暴发的疫情，1月19日，在科室里果断宣布取消全员春节假期。钱渊老师率先响应，放弃春节探望老母亲的计划，其他同志也纷纷取消出国游等安排。1月21日，我们接到感染科电话，有疑似病例送检。科室迅速分工，有人负责处理标本、有人提取核酸、有人配制试剂做PCR。标本一到实验室，大家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地忙碌起来，以最快速度得出结果，明确告知临床该病例并非新冠病毒感染，而是鼻病毒感染。
此后，全科室进入24小时值守状态，只要有病例送检，就立即开展新冠检测，并利用平台进行全方位病毒扫描。在长达3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科室里的老同志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他们说：“我们研究病毒，这时候最需要我们。”年轻同志也奋勇跟上，自信表示：“老师们教过我们，我们能行！”病毒学研究室多年来的传帮带优良传统，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病毒学研究室的走廊上，有一面荣誉墙，承载着几代人的传承与接力，凝聚着大家始终不变的初心，这份荣誉属于这个集体的每一位成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展望未来，我们将秉持砥砺前行的意志、戮力同心的精神，向着建成科教研一体化的“儿童病毒感染性疾病国家级实验室”这一目标奋勇迈进。我们坚信，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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