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24年却被拒之门外，阿富汗儿童失学潮来袭，70万骤降至32万

发布时间：2025-11-17 17:50:37  浏览量：35

当玛丽亚姆拿着伊朗内政部的推荐信，在贝萨特小学为儿子穆罕默德争取入学资格时，她面对的不仅是一位冷漠的学校官员，更是一堵由政策矛盾、官僚壁垒和社会偏见筑成的高墙。

“学校不接收证件类型不一致的人”，这句冰冷的拒绝背后，是数十万在伊朗阿富汗难民儿童共同面临的教育困境。

过去四十年间，伊朗政府对阿富汗难民儿童的教育政策始终在接纳与排斥间摇摆。1994年伊朗签署《儿童权利公约》，承诺保障所有儿童受教育的权利。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政策年复一年地变动，使得阿富汗儿童的入学资格成为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赌博。

2015年，伊朗政府颁布法令，允许所有阿富汗儿童入学，无论其身份状态如何。这一政策带来了显著成效，到2022年，伊朗学校中阿富汗学生数量达到70万。

然而，随着近年伊朗国内经济压力增大和社会情绪变化，政策再度收紧。2023年，伊朗内政部宣布阿富汗学生人数骤降至32万，其中28万人已离开伊朗。

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了像穆罕默德这样的孩子，他们在伊朗出生、成长，却因政策变动突然失去了接受教育的资格。

阿富汗家庭在申请子女入学时，必须穿越一个精心设计的官僚迷宫。九月的新规要求，父母一方需持有有效居留证件，如阿迈什难民卡、家庭护照或居留护照，才能为子女获取入学推荐信。

然而，许多阿富汗家庭像玛丽亚姆一家那样，家庭成员持有不同类型的证件，这种现实情况与官僚系统的刚性要求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伊斯兰沙赫尔的入学证明办公室外，每天清晨都有数百人排队等候。阿卜杜拉的遭遇并非特例：“从凌晨两点开始，我已经连续第六天来这里排队等候了。”

办公室容量有限，每天只能处理少量申请，却要面对上千名焦急的家长。工作人员用水管驱散人群、警察介入维持秩序的场景每日上演，折射出系统本身的失效与无力。

更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家庭耗费数日甚至数周获得官方推荐信，学校仍可能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穆罕默德的案例中，贝萨特小学最初拒绝接收的理由是“证件类型不一致”。

而后又提出必须签署承诺书，同意学校未来可能拒绝发放毕业证书。这种层层设卡的做法，实质上是对难民儿童受教育权的系统性剥夺。

对于那些无法进入主流学校的阿富汗儿童，伊朗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专门为无证件儿童设立的隔离教室。

穆罕默德曾被希贾特学校告知，他不能参加常规课程，只能每天在专门的无证件儿童教室上课两小时。这种隔离教育不仅质量低下，更强化了社会排斥与歧视。

联合国难民署2022年报告指出，隔离教育系统往往缺乏合格教师、充足教学资源和适当的教学环境。

在德黑兰的一些非正规教育中心，阿富汗学生使用的教材是伊朗学校淘汰的旧课本，教学内容严重滞后。这种教育上的隔离，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阿富汗难民在伊朗社会中的边缘化。

面对重重障碍，阿富汗家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他们发展出各种策略来应对系统性的排斥。玛丽亚姆提出愿意免费为学校打扫卫生，以换取儿子的入学资格。

许多家长像阿卜杜拉那样，不惜连续多日请假排队；还有些家庭转向地下教育市场，寻找愿意违规接收学生的私立学校。

社会资本成为关键资源。玛丽亚姆的经历表明，有伊朗公民陪同能够显著改变官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若非你陪同，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会截然不同”。

这句话揭示了制度性歧视中一个苦涩的真相：正式规则之外，人际关系和个人身份常常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难民家庭还发展出信息共享网络，通过社区组织和非正式聚会，交流哪些学校可能更愿意接收阿富汗儿童，如何填写申请表才能避免被拒，以及在哪个办公室排队效率更高等实用信息。

这种草根层面的自组织，成为对抗官僚系统的重要武器。

伊朗的案例并非孤例。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3年全球趋势报告》，全球有364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其中近一半是儿童。难民儿童面临的教育障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在土耳其，近百万叙利亚难民儿童虽然有权接受教育，但语言障碍和经济压力使许多人无法正常入学。

在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儿童被禁止使用孟加拉语课程，只能接受有限的非正规教育。与此相比，伊朗至少在法律层面承认了难民儿童的教育权，并在过去几年取得了显著进展。

乌干达提供了一个积极范例，该国将难民纳入国家教育系统，使用统一课程，并为难民儿童提供与本国儿童相同的教育机会。这种包容性政策不仅有利于难民儿童，也有助于社会凝聚力和长期发展。

解决伊朗阿富汗难民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多层次的努力。政策层面，伊朗政府需要简化入学程序，减少官僚障碍，并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像玛丽亚姆这样已在伊朗生活24年的长期居民，其子女的教育权应当得到保障。

国际社会也应提供更多支持。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协助伊朗政府改善难民教育条件，提供教材、教师培训和额外资源。

同时，加强对伊朗难民教育状况的监测和报告，确保政策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最重要的是，需要改变公众态度和社会氛围。伊朗社会应当认识到，教育不仅是每个儿童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石。

受过教育的难民儿童更有可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而非社会负担。穆罕默德最终得以在贝萨特小学继续他的学业，条件是支付更高费用并保密他的入学信息。

这种“秘密就学”的状态，折射出伊朗阿富汗难民儿童教育的尴尬现实：权利需要靠恳求、额外金钱和特殊关系才能获得，且必须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

玛丽亚姆说：“看到穆罕默德快乐地在一所像样的学校学习，对我来说就是一切。”这句话道出了所有难民父母的心声。

教育不仅是学习知识的途径，更是尊严、希望和未来的象征。当穆罕默德坐在贝萨特小学的教室里，他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梦想，也是测试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包容和公正的试金石。

解决难民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的不是特殊的优待，而是基本的公正；不是慈善的施舍，而是权利的承认。

只有当每个孩子，无论其出身和身份，都能毫无阻碍地走进教室时，我们才能说，教育的真正意义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