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老人与流浪猫的感人故事
发布时间：2023-10-17 22:04:43 浏览量：2
大家好，我是Earl卡卡，今天带来以下文章
每年夏天，深圳牛始埔城中村的孩子们都会参与一场戏剧演出。他们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经历，展示他们在深圳和家乡之间的不断流动，因为积分不够无法上学，以及成为一种特殊留守儿童的经历。全国有超过7千万流动儿童，但他们背后的具体故事如何？他们每年的成长和思考是怎样的？他们又有什么忧虑？通过戏剧，孩子们得到了表达自己的机会。莉莉是一位普通的深圳城中村女孩，今年13岁，她有着鹅蛋脸和单眼皮，性格活泼。她经常说：“我要黑化了”，用来形容让她烦躁郁闷的事情。无法学好物理，她会说“我要黑化了”。洗头时弄丢了耳钉，她会叹气说她又要“黑化”了。想到新学期可能被分到一个凶恶的班主任的班级，她会苦闷地嘴角下弯，说“我真的会黑化”。整个暑假里，唯一能让她不“黑化”的可能就是参与戏剧表演。她在舞台上熟练地走位，对着陌生观众平静地讲述着她的童年经历，只有她不自觉放低的音量暴露了她的紧张，“小时候，我和哥哥生活在奶奶家。
过年的时候，奶奶给哥哥买衣服，不给我买。有一次，我不会算1+1，奶奶就把我扔到院子里。”她坐下来，抬头看着剧场的天花板，回忆起当时被丢在院子里时，她就是这样躺下来看天空，欣赏云朵，“这个像棉花糖，那个像小狗。”后来，奶奶觉得照顾她很麻烦，就把她送到了外婆家。大约在7岁的时候，莉莉被妈妈从河南老家接到了深圳。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比她早来深圳的哥哥。“看到我哥的第一眼，我就在想，他怎么吃得那么胖，肯定是被惯坏了，这里伙食肯定特别好。”在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她仔细看了家里的奖状墙，她哥哥的奖状都贴满了，有“优秀班干部奖”、“优秀少先队员”等等。“反正全是优秀”。她自己的奖状贴在了角落，是公益机构帮她补习英语时发给她的。她面向观众席，神色有些落寞。莉莉出演的戏剧叫《地下花果山》，讲述了居住或曾经居住在深圳的流动儿童的成长经历和因为“流动”导致的生活变化。
舞台上的灯光灭了又亮起，演出在继续。有孩子上来讲述因为父母积分不够，自己在小学六年级回了老家，同学们给他办了热闹的欢送会。有人提到就读的城中村学校，老师常常用侮辱性的词汇骂人，似乎早早就放弃了他们。有人说起父母的工作，从甘肃、四川、河南等地到深圳，又四散到流水线、工地、餐厅，工作时间长达十来个小时，枯燥、机械、无聊。他们都生活在深圳龙岗牛始埔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社区，2015的数据显示，12万社区人口里，本地原住民只有8000人，大多数的外来租户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打工群体。在官方定义里，他们是流动儿童，是跟在进城打工父母身边的随迁子女。他们常常出现在数据里——2020年，全国0到17岁的流动儿童有7109万人，占儿童总数的比例是23.9%，大约每4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
丁当想破除公众对流动儿童的一些刻板印象，“公众总觉得流动儿童很苦，很惨，他们当然也有升学的焦虑、困境，但日常生活里他们其实也很开心，对人有足够的真诚和热情。”丁当今年35岁，16岁从甘肃天水到深圳打工，后来转做公益，创立一家名为“绿色蔷薇”的草根公益机构。从2018年开始，机构开办儿童戏剧工作坊，每年暑假至少有一场公开演出。丁当和孩子们长期相处，她想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他们不是数据。”戏剧是一种展现形式，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舞台上拥有说话的权力，“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其实不太有人愿意认真听孩子讲话的，孩子的声音很少被认真聆听。”莉莉，一个留守儿童，过着流动的生活。在舞台上，她尽情地表达自己，感受到台下人们的关注，觉得自己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对待。然而，她从未与家人分享过这些话，觉得说了也没有用。即使是与哥哥这样亲密的关系，她的想法最初也是在排练中被揭示出来。
她说完台词后，一个男孩站起来说：“她是我的妹妹，我不知道她的感受是这样的。”莉莉一直清楚，哥哥在家里更受宠爱。在家里，她总是被妈妈责骂，被嫌弃偷懒。妈妈似乎更愿意与哥哥交谈，关心哥哥在学校的情况。对于莉莉来说，母女俩似乎再也无法交流。为了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莉莉有时会到小工厂里打暑期工。她负责撕掉小饰品上的保护膜，然后一个个装进礼品盒里。由于未满法定年龄，每次有人检查，她都必须躲进一个大箱子里，这个箱子里非常闷热。有一次她实在受不了了，偷偷跑进了卫生间。在暑假结束的前一天，她待在一个机构的小小读书室里刷拼多多，消磨时间。她不太愿意回家。这个机构有点像这个城中村的少年宫。活动室每周三到周日开放，每天到开门时间，门口都会挤满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会一待就是一整天，很多时候也并不是为了参加活动，只是像莉莉一样不愿意回家。由于工作繁忙，妈妈没有机会去看她和哥哥的演出。
莉莉觉得这样也挺好，如果妈妈在观众席上，她会删掉与家庭有关的所有台词。这种现象很普遍。丁当观察到，在父母外出打工且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多资源往往会优先倾斜给男孩。根据2022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5岁学龄之前，流动儿童的性别比接近全国儿童的性别比。然而，进入小学阶段，来自不同省份的流动儿童的性别比比全国同龄儿童的性别比高出5-8个百分点。报告指出，“流动人口家庭更倾向于将男孩带在身边”。深圳流动家庭中的孩子们经历着一种留守的生活。在舞台上，女孩小朱重演了她每天放学后的孤独。她问二姐和三姐在干嘛，却没有得到回应。小朱的家庭并没有大的矛盾，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却显得淡漠。每个人都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连吃饭都是拿着饭碗回自己的房间吃。这种疏离背后的原因是资源有限。小朱的父母在早期来到深圳打工，无法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在身边，只能把已经能自理的大姐送回老家读初中。
父母忙于工作，姐妹们之间也缺少交流，多了隔阂和疏离。一位志愿者总结说，这些孩子们在流动中过着留守的生活。他们只完成了“被接过来”的动作，有的与父母一起随迁而来，却得不到关心和陪伴；有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却得不到好的资源。然而，了解了这些父母的处境后，很难完全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比如莉莉的妈妈，她有高中学历，在河南老家曾当过一位代课老师，工资很少。因此，在莉莉出生后不久，她就到深圳打工，在许多餐厅当服务员，每天工作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莉莉的爸爸长年在外打工，一个月甚至更久才回家一趟，家里全由妈妈照料。除了上班、照顾孩子，莉莉的妈妈还要照顾爷爷奶奶，每隔几个月他们会住到家里。休息时间很少，她只能尽量陪伴孩子，带她出去购物、吃饭、过生日。丁当认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家庭是一个强大的支持网络，但对于流动家庭来说，却是一个脆弱的单元。在这个社区，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辛苦，无法同时照顾每个孩子。
因此，孩子们会埋怨父母不关心他们。家庭关系变得疏远紧张。但这背后还有其他结构性问题，比如为什么他们必须出来打工。孩子们对于父母工作的观察，让人感受到了一份无力和无奈。比如，莉莉希望自己的工作每天只需要工作7个小时，月薪7000元，而她的妈妈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还可能因为投诉被扣掉半个月工资。而其他孩子们也分享了自己对于父母工作的想法和感受。有的孩子提到父亲做外卖员每天要跑好几百单，每单只有5元钱，早上9点多起床，凌晨1点多才能回家。他们希望父母的工作条件能够变得更好一些，比如有个好的车和空调。而城中村的很多妈妈则只能接一些零活，带回家里做。对于他们来说，工作时间得不到保障，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这些现实让人感到心酸，同时也让我们更应该去关注这些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和权益保障。孩子们的理解很深刻。一位孩子描述了自己的父母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而只能四处打零工挣钱养家，父亲经常带着伤回家。
他哽咽着说，“我学习只是为了让父母过得好些。”。宋林的父亲只上过小学，而他的爷爷认为读书没有用，所以他的母亲只读了两年书就辍学了。她告诉宋林，她不想让孩子像她一样。尽管父母只能靠打工挣钱，他们还是把两个女儿都送上了大学。但当“好好学习”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时，这些孩子变得越来越焦虑。在演出的第一年，孩子们在舞台上讲述无忧无虑的童年；在第二年，他们谈论了自己的梦想；到了第三年和第四年，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莉莉的哥哥因为疫情期间父母失业，社保断缴两个月，失去了在深圳上学的机会。大多数孩子只能进入职业学校，而一个上了职校的女孩在舞台上说：“所有人都觉得我要完了。”。“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17岁的阿亮在舞台上大声问。他在一所公立高中读高二，同学们都住在崭新的高档小区里，而他在学校没有好朋友，成绩也不太好，很担心考不上好大学。
每次演出后，大人们会告诉他，“在生命中，还是应该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但也有大人坦率地说，即使工作了，他们仍然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丁当曾经问孩子们一个问题，“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吗？”每个孩子都回答“不是”，但似乎并不是真的相信。丁当是一位从小就在流水线打工的女孩，18岁的时候进入了公益机构工作。后来，她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在深圳扎下了根。在多年的公益生涯里，她发现打破循环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她认为，这个社会并没有给我们太多选择的机会。戏剧工作坊是一个公益项目，它的目的是让孩子们有机会通过表演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在这个项目中，孩子们的表演可以总结出“十万个问号”，这些问号是留给大人的。观众们在演出后的交流环节上问道，孩子们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想要努力读书？在丁当看来，孩子们当然是有改变的。她提到了一个叫莉莉的女孩，她在第一次参加演出时一句话也不敢讲。
但是在今年的第四次演出中，她可以在舞台上流利地说台词，能够单独和陌生人对谈。此外，她也开始察觉到家里重男轻女的问题，不再忽略自我。莉莉的哥哥参加过好几次戏剧演出，他也愿意和莉莉分享自己的各种物品。从莉莉展示的聊天记录里，也不难看出她颇依赖和信任哥哥。家庭中，哥哥能够理解妹妹的处境是非常难得的。有一个女孩喜欢跳舞，但她一直缺乏自信，不敢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舞蹈。在一部戏剧中，专门为她加入了跳舞情节。每次演出后，观众都对她的舞蹈表示赞赏，这给了她极大的自信。女孩的舞技越来越好，她的表演也越来越出色。一个小学五年级的男孩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除了个人努力，还存在差异性。丁当认为，这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的想法。这些想法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而不是被当作外来因素。这些变化是潜移默化的。然而，丁当并不喜欢这个问题，他认为这对孩子们不公平。
现场还有一位观众反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通过表演，孩子们学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是否有动力努力学习。这个问题把社会结构的问题转移到了个人身上。好像只有个人努力才能突破，不重蹈父辈的覆辙。但这些问题并不能仅仅通过努力解决，他们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资源倾斜等都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一个完美，处处公平，努力有回报的地方可能只存在于孩子的幻想中。戏剧的结尾，孩子们望向远方，想象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花果山”，它悬浮在空中，被云朵环绕。孩子们活泼开朗，觉得自己像猴子一样好动，所以选了“花果山”这个地名。而在他们真实的现实世界中，阿亮说：“在深圳，电线无处不在，它们穿过墙壁，埋在地下，数量如此庞大却又不被人们注意，就像我们一样。”这就是戏剧《地下花果山》的名字由来。一个孩子说，花果山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上学不用看分数，不用担心上不了好学校。
”另一个孩子许愿说，“在那里，你可以让老师变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要多温柔就有多温柔。”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谈论着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在那里，没有任何歧视，因为人活着都一样。”孩子们热爱参加戏剧演出，每到暑假都迫不及待地询问戏剧工作坊何时开始。对于宋林来说，回到老家上学后，只有每年暑假才能再次见到社区的小伙伴，他非常怀念与大家一起排练、制定练习室规则，并在演出后一起享用庆功宴的日子。参加戏剧是莉莉能够回到深圳的唯一借口。她第一次有机会去上海、杭州，尽管到达目的地后身体不太舒服，无法亲眼看到东方明珠和西湖，但她得意地笑着说：“至少我可以跟同学吹牛了，他们都没去过。”明年，莉莉或许要回河南老家上学，不确定她是否还能继续参演戏剧。她的成绩一般，妈妈希望她以后上职业学校学习一门技术以谋生，比如做美甲。
莉莉对此持中立态度，她也想试试考高中，但她现在上的中学在城中村里排名垫底，她觉得老家的学校管理可能相对严格，或许还有希望。无人知晓他们的未来会怎样，一场戏剧对他们的影响能够持续多久。但他们本来就没有太多拥有，至少在这个时刻，戏剧是有趣的，回忆是美好的，他们还能与朋友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