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与城市融入——基于新媒体实践的行动研究
发布时间：2025-09-11 16:18:36 浏览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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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动儿童是当下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议题中具有重要关注价值的群体，其身份的城乡二元对立使得他们面临无法返乡也难以融入城市的困境。本文以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空间理论为理论依据，以行动研究为方法，选取西安市碑林区Y小学四年级三班19名流动儿童作为参与者，研究者带领他们进行了历时一年的七次新媒体互动课程、三次新媒体合作实践和三次城市空间探索活动。本研究将新媒体视为教学工具和参与平台，试图在“城市空间—媒介使用—社会关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框架。研究发现，实施系统的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流动儿童的新媒体素养和技能，并促使其从被动的媒体使用转向主动的利用媒体进行自我赋权。具体而言，新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可增强其在城市空间中的表达能力和参与度；通过探索城市空间并利用新媒体平台，流动儿童在分享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身份的“共享”，从而构建本地社会网络，提升城市融入感。
作者简介
黄蓉，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汪佳，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晨晨，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行动研究的流动儿童社交媒体使用与城市融入研究”（项目编号：18BXW083）研究成果。
一 研究缘起
流动儿童是当下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议题中具有重要关注价值的群体，流动儿童的生命历程杂糅交织着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导致乡土疏离与城市隔阂状况并存。2020年，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达1.38亿人，约占中国儿童人口的46.4%（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2023）。
流动儿童虽长期生活在城市中，但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群体分割、文化疏离以及远离主体社会（周小刚，陈东有，刘顺百，2009）。在制度排斥、生活空间有限的共同作用下，流动儿童很难形成“城市人”身份的认同，即便在获取户籍身份、教育权利之后，其底层心态、过客心态、边缘心态也难有改观。
城市空间的意义与价值，虽受制于习惯与权力，但也依赖特定群体的互动与表达，流动儿童日常城市空间的体验与诠释影响自我身份的认知与理解。空间的逼仄、空间实践的缺失、关系与空间的疏离是其身份认同难以获得的原因。从进入一座城市到融入一座城市的过程可以视为特定群体的“空间生产”，包含空间认知、空间拓展及在地关系网的生成。
本研究将新媒体视为空间拓展、社会交往的中介，通过新媒体实践构建流动儿童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与交集，在“城市空间—媒介使用—社会关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以新媒体为工具，连通流动儿童生活的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生成在地关系网络。基于此，本研究以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为研究问题，依托行动研究考察流动儿童群体的新媒体实践与空间再生产的互动，探讨流动儿童更好融入城市、形成身份认同的可能路径。
二 文献回顾
（一）流动儿童的新媒体使用与城市融入
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流动中户籍、教育、社会福利等制度性障碍的消除，流动儿童“心理—身份”的自我认知开始成为关注重点。只有当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只有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时，他们才真正融入流入地的主流社会（杨菊华，2009）。社会交往、社会互动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被重视，社区参与、人际交往是影响社会融入的关键要素（王胜金，许世存，2013）。
既往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新媒体使用能有效改善流入地城市交往的空间和属性，提升心理认同。其一，社交媒体使用能力有助于流动儿童适应新生活环境。Bolton等（2013）认为，年轻一代移民通过创作、分享、搜索和消费社交媒体内容，能够更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其二，流动儿童线上社交与线下交往能实现互惠互动。移动社交媒体的“再域”最终对移民的社会融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李彩霞，屠晨皓，2022）。其三，社交媒体作为工具能够拓展本地社交网络。受益于社交媒体使用，多数流动儿童使用新媒体实现了沟通交流，建立并维护情感与社会关系（Elias & Lemish，2009）。
上述研究关注行动、空间和关系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人们在特定的空间下选择采用特定的传播行动，并影响空间的某些特征（潘忠党，於红梅，2015）；“人们与地点的互动带来了双重的关系——人与地点的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人与人的关系。”（王天夫，肖林，2021：90）。本文立足行动研究，聚焦流动儿童借由社交媒体与城市空间、在地关系网的互动，试图通过改变、优化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促进流动儿童的城市空间感知和在地化的社交网络生成，进而提升流动儿童城市融入感。
（二）城市空间与城市融入
城市是一个空间概念，城市存在于流动的、具体的空间之中。从社会情境角度把握空间，自齐美尔开始就是都市社会学的逻辑起点（营立成，2019）。城市空间的复合属性被诸多研究者所强调。列斐伏尔将辩证法运用于空间研究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的“三位一体辩证法”。在他看来，社会空间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的三位一体，社会空间的生产需要在这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空间实践”包括了具体的空间形态、布局、建筑等物理实体，以及人们在这些空间中的实践活动；“空间表象”则涉及人们对空间的理解、想象和认知；“表征性空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体验到的空间，也融合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和情感（列斐伏尔，1991/2021：62-64）。卡斯特尔延续列斐伏尔的逻辑，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品，与其他物质要素相关联，这些要素包括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自身，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要素）一种形式、一种功能、一种社会意义”（Castells & Sheridan，1972/1977：115）。“行动—空间—关系”的互动逻辑一直贯穿空间理论的生成与演化。空间结构不仅仅是城市治理的舞台或储存器，而且也能成为解释城市社会现象的因果变量或因果机制；空间要素参与到城市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谢岳，戴康，2020）。
城市开放空间的社会功能是将人们汇聚在一起，然而对于特定群体而言，公共空间因个体行为只能呈现有限特征（Mumford，1961：105）。扬·盖尔（Jan Gehl）（2001/2002：13）将公共空间中的活动界定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后两者才是边缘群体通过社会活动融入城市空间的关键，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依循此逻辑，探究如体育参与和城市融入（高善春，2018），社区义务辅导班和城市融入（秘舒，2016），以及多地探索通过社区公益教育提升流动儿童城市融入度，上述研究及案例都基本遵循“改善行动—创造新空间—建立关系”的基本脉络，也构成本研究的逻辑基础。
结合诸多立足流动儿童实践的研究，从列斐伏尔三元空间来对照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本研究尝试结合大卫·哈维对三元空间的解读形成研究理论框架。哈维将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三个维度的特征分别概括为体验、感知与想象（刘怀玉，2024）。因此，本文将“空间实践”界定为流动儿童对城市物理空间的进入、定义及表达。具体表现为进入城市空间、重新定义城市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自我呈现；将“空间表象”界定为流动儿童与城市空间的体验与连接，及其在空间中多维社会性活动的机会、拓展城市交往空间并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城市社会空间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再理解、社交空间的拓展以及通过空间实践拓展社交圈层；将“表征性空间”界定为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空间疏离感、陌生感的改善，以及在精神和情感方面逐渐培育的城市认同和城市身份。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向往、城市交往的期待、城市空间认同提升以及城市身份认同提升。
三
“你可以成为谁”：行动研究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选取西安市碑林区Y小学四年级三班的19名满足调查条件的流动儿童作为行动研究的合作者。该小学始建于1952年，学校位于西安市碑林区的城中村附近。学校官方2022至2023学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学校45.8%的学生为流动儿童，其中四年级学生中，41%的学生为流动儿童。本研究的19名参与者年龄均在10岁—11岁；其中男性10人，女性9人；从户籍地来看，参与者主要为跨省流动的儿童，共14人；从在流入城市生活时长来看，14人在西安生活6年以上，占比73.68%。
本研究将新媒体视为工具和平台，试图通过新媒体使用建构流动儿童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与交集。以行动研究为主要方法，深入到研究问题发生的环境与场景，尝试将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进行有机结合。将现实情境中的问题作为着力点，研究者将本次行动命名为“进入一座城”，通过起步、渐进、深化三个互相渗透影响的阶段呈现实施过程。本次行动从2022年3月24日到2023年3月26日开展，共进行了七次新媒体互动课程、三次新媒体合作实践和三次城市空间探索。整个研究“不再仅仅遵从常规研究中‘发现知识’的旨趣，而是尝试将‘发现知识’‘应用知识’‘传播知识’……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结合”（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2008）。
本研究按照规范步骤展开行动：（1）问题诊断，经过前期的访谈调研，分析和诊断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2）行动方案策划，从新媒体使用着手，设计能够提升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实践模式；（3）开展干预行动，通过改变新媒体使用模式，提升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程度和能力；（4）评估与反思，评估行动研究效果，反思行动研究过程。
行动研究的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应当是合作关系，行动研究过程做到被研究者（参与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陈向明，2000：435），遵循平等、合作、伙伴关系、赋权、共同学习、能力建设和系统改变、对长期和持续稳定性的承诺七项基本原则。面对仍然处于成长期的儿童，在行动正式开展前须明确行动研究伦理，确保参与者不受伤害。
（一）行动研究的规划设计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3年发布的《全球青少年健康加速行动》中，将青少年年龄段定义为10岁—19岁，其中较小的青少年（younger adolescent）为10岁—14岁（WHO，2023）。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城市融入尚未定型、地方感正在形成、可改善空间更大的较小的青少年群体，即10岁—14岁的城市流动儿童。行动研究进行的每个阶段都经过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第一是起步阶段，开展针对性的新媒体互动课程，干预流动儿童新媒体使用模式，培养他们进入城市空间、表达空间的基础能力；第二是渐进阶段，通过新媒体实践进行城市空间表达及社交空间拓展；第三是深化阶段，打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区隔，将多维空间贯通融合，实现精神空间层面的城市认同与融入。作为行动研究的关键一环，最后还对行动效果展开评估与反思，为提升流动儿童城市融入感的现实情境提供实践路径。
（二）质性材料收集
行动研究本身并不能够作为独立的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Kock, Avison & Malaurent, 2017），本研究根据阶段特征，采取不同的资料采集方式，运用包括参与式观察法和特殊的深度访谈法（命题作文法、日记法）等在内的具体研究方法。
1.参与式观察
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时的记录共获得9万余字的质性资料，主要内容包括流动儿童的新媒体传播、城市空间探索时的媒介使用及流动儿童在新媒体平台的日常内容生产。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可以了解流动儿童对城市的理解以及对活动本身的反馈，并且以此作为本研究质性材料的一部分，形成长期、持续、随着实践变迁的记录，作为开展后续研究的基础。
2.深度访谈法
本研究的深度访谈主要包括面向参与者的半结构化访谈、部分随机对话、“日记法”，以及“命题作文”。具体来说，研究者自2021年11月至2023年4月，在征得校方及参与者监护人同意后，对19名流动儿童进行阶段性家庭走访，与调查对象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对参与者、参与者亲属等进行访谈并记录，最终得到6万余字的有效访谈材料。
除此之外，2022年1月15日至2月13日（寒假期间），研究者带领参与者所在班级的49名同学（其中19名为流动儿童）共同完成由一组固定题项组成的“每日手机使用日记”，为期30天，以收集流动儿童新媒体使用方面的具体信息，通过日记法的数据收集，可以了解参与者日常手机使用行为的潜在关联。为方便数据的收集及日记题项的调整，研究者选择该班级同学常用的“小小签到”小程序进行数据整理。日记问题的设计采用半结构化类型，主要包括“我的手机使用情况（共14题项）”“家人的手机使用情况（共8题项）”“同伴的手机使用情况（共7题项）”“总结（共4题项）”4个主题33个题项。最终收集到有效日记196篇，共计4万余字。
在行动开展各阶段的前期及后期，研究者结合不同主题，邀请参与者进行200字左右的作文写作，类似“命题作文”，收集参与者每一阶段的期待及收获，并结合这些作文对每一阶段的行动效果进行评估、反思、修正。最终得到114篇有效作文，共计2万余字。
在整个行动研究结束之后，三名团队成员通过类属法（categorization）对收集到的观察记录、命题作文、日记等质性材料归类分析，依照研究框架与逻辑，对相关文本进行编码，将资料分解并概念化，整理提取出15个相对互斥的初始概念标记文本，研究者进一步将初始概念与列斐伏尔的空间分类进行比照，最终归纳形成3个主类属和11个次类属，具体见表2。
（三）行动的实施
按照行动研究的规划设计，从起步阶段进行新媒体互动课程，一方面是提升流动儿童新媒体素养，为后续行动开展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增加他们对于所生活城市的全面了解。渐进阶段开始进行新媒体的合作实践，提供了他们与班级中非流动儿童之间的交流机会，同时也让他们对城市形象的了解更为全面；最后进入深化阶段，带领流动儿童真正进入到城市中，将对城市空间的复合认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通（见表3）。
1.起步阶段：新媒体互动课程
起步阶段主要目标是提升流动儿童的新媒体素养，为下一阶段行动计划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从2022年3月24日到2022年5月5日，共实施新媒体互动课程七次。在该阶段，四年级三班班主任、全体同学和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新的微信群，专门进行整个行动开展过程中各项活动的通知、实施和反馈。在新媒体实践平台选择方面，考虑到同学们熟悉的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娱乐属性较强，容易对参与者手机使用习惯产生不良影响；QQ、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强关系属性使得信息发布与接收都局限于较小的社交圈层中，对于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与身份认同的促进效果有限。而今日头条使用人数较广，不仅包含各类热点资讯信息，还为用户提供了图文、视频等信息发布渠道，平台用户之间也能进行点赞、评论、分享等互动行为，且其用户界面设计简洁直观，易于操作，四年级学生也能够相对容易地进入和使用，因此本行动研究过程中选择今日头条作为新媒体实践平台。
新媒体互动课程每周安排一次，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了七次行动干预。每周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1）播放研究团队前期已开发的《未来数字公民养成计划》主题视频课程（具体主题见上页表3）。视频内容强调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依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数字时代儿童所应具备的数字健康指标，从获取、评估、制作、参与、交流五个维度出发，旨在提升流动儿童社交媒体工具性使用技能，降低娱乐性使用风险，建构其信息辨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创造能力；（2）进行命题头条号的内容制作；（3）进行命题心得的书写。
2.渐进阶段：新媒体合作实践
新媒体合作实践活动从2022年5月13日到2022年6月9日开展，共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新媒体实践和展示。在新媒体素养提升的基础之上，渐进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加强流动儿童新媒体制作的动手能力，以及和城市同辈之间的深入交流协作，由此让他们对城市形象有更加切实的体验，并鼓励他们表达观点。该阶段从线上空间拓展、城市形象书写、城市空间表达三个维度出发确定了“眼中不一样的西安”“生活气的西安”“与西安的连接”三个新媒体实践主题，将流动儿童和城市同辈进行混合分组，每个小组将实践后的作品进行展示汇报。
3.深化阶段：城市空间探索活动
从2022年6月18日到2023年3月26日，团队共进行了三次线下的城市空间探索活动。行动的方式具有灵活性和能动性特征，需要根据行动者对背景的“渐进式”认识调整行动方式。深化阶段根据流动儿童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调整带领流动儿童和城市同辈进行城市空间探索的地点和时间，将线下的参观和线上的实践结合起来，更深入地认知城市形象、领略城市文化、感受自己和西安这座城市真实的连接，形成融入城市、参与建构城市的良性循环（如表4）。
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渐进过程，即使系列活动分阶段地展开，也仍然会存在各阶段执行过程的交叉、渐进情况。从起步阶段（新媒体互动课程）到渐进阶段（新媒体合作实践），再到深化阶段（城市空间探索），各阶段并非独立分开，它们对于流动儿童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融入的促进也并不是刻板、依次实现的，而是绵密交织、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过程。
四
“我是谁”：流动儿童城市融入障碍的空间视角
流动儿童城市融入议题嵌入到日常生活空间，客观审视流动儿童的日常行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状态是解决问题、提出干预方案的前提。从城市空间视角审视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困境，本研究发现目前存在城市空间实践相对单一、社会关系与城市空间的疏离、精神空间错置与模糊的问题。
（一）城市空间实践相对单一
无论是布迪厄的“场域”还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抑或列斐伏尔所谓的“三元空间”，都超越地域和物理距离对空间的限制，融入了权力、生产、建构、互动等各种社会意涵（刘思达，2023）。列斐伏尔指称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体现了城市空间的复合性与流动性，涵盖了场所与人、愿景与现实、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各种常规关系、模式和互动。“空间”不是一个客观物质性的存在，而接近于一种主观的抽象概念；它取决于人类实际的行动与作为（movement or act）（吴飞，2009）。
与城市同辈相比，流动儿童的课余时间主要在居住地周边进行活动（孔翔，2018），他们的城市生活相对圈定于“学校—家庭”两点一线或者“学校—家庭—补习机构”三点一线的有限空间内，课余活动空间范围相较于其他城市同辈明显较小。囿于父母的时间成本和谋生需要，流动儿童的城市空间体验被限定在“居住地”周围，即便是城市开放的文化空间与公共空间，流动儿童的体验机会也不多。
我爸我妈每天都要摆摊，不然也养不活我，学校带我们去哪里我就去过哪里，我妈以前带我去过大雁塔，其余的地方我没咋去过，平时他们也没空带我去，放学之后我就跟大家一起去写作业的托管班里，礼拜六礼拜天了会跟我爸我妈一起在摊子上待着。（受访者10号，2021年12月11日）
很少带他们出去玩，孩子他妈妈要在家里干活，我又要一直在店里看店，我们都得要生活嘛，没人看店的话我们也没别的地方赚钱了。我每天要在店里从早待到晚，也没什么时间管他俩。（受访者8号父亲，2021年12月7日）
研究者在访谈中发现，流动儿童对于西安城市的了解，更像是“观光者”，即便家长带领他们去过三到五个旅游景点，如“大唐不夜城”“大雁塔”等，流动儿童对这些文化空间的表述更多是景点介绍，缺乏自我体验的表达。如研究者提问受访者是否对大雁塔有一些历史相关的了解时，受访者说“我妈周末带我跟我弟去逛了大雁塔，我们还在那里拍照了。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是跟妈妈一起逛了一圈，不知道它有什么故事，就是知道它很有名，是个旅游景点。”（受访者19号，2021年11月7日）
除与城市空间接触有限之外，流动儿童与城市空间的互动也非常单一，更多是“必要性互动”。即便流动儿童进入城市空间，比如图书馆、标志性景点、开放街区等，他们的社会行为也并不是消费或者旅游，而只是父母生产性活动的附属，“在那干活”界定了流动儿童公共空间行为的本质属性。
（二）社会关系与城市空间的疏离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社会生产关系仅就其在空间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将自身铭刻进空间（列斐伏尔，1991/2021：189）。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空间、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叠加共振，真正的地方感与归属感才能建立。
社会交往空间的探索正向显著影响随迁子女的文化、心理偏好，增进外群体交往比扩大空间范围更有助于其城市融入（曾守锤，2011）。流动儿童的父母依托血缘、地缘和业缘建立起社交网络，缺乏深入的人际关系。“我们是在这儿租的房子，这个小区里很多都是外地人，我儿子的一些同学也住这儿，大家都在附近干活儿。”（受访者3号的母亲，2022年1月20日）因此，流动儿童的社交网络相对单一。
具有本地化属性的社交网络只能依托嵌入于城市空间的社会交往实践才能构建，囿于家庭结构与社会资本，除去课堂必要交流之外，流动儿童日常生活的社交网络仍被局限在“流动儿童”群体之中，鲜少与本地同辈互动交流。“我平时基本不和同学们联系，除非是问作业布置什么的时候，在西安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基本不会和同学约着出去玩儿。”（受访者3号，2022年1月20日）
无论是社会交往对象还是社会交往空间，流动儿童的交往呈现出“封闭性”。有学者用“封闭化与街角化”（张大维，谢洪波，余彧，2012）形容流动儿童的城市交往状态。一方面，缺乏进入鲜活的本地空间的机会与无法建构本地化社交网络形成隔离闭环，即便拥有手机及社交软件也很难突破这种状态。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对手机娱乐功能的过多追逐，不仅不能让流动儿童实现社交网络线上线下互动，还会进一步封闭其生活空间。
（三）精神空间错置与模糊
列斐伏尔所指称的表征性空间是实际经验的空间，用户的空间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表象化的（或被构想的）空间。与专家们（建筑师、城市规划者、设计师）的抽象空间相比，用户的日常活动空间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是主体的（subjective）（列斐伏尔，1991/2021：533）。表征性空间是在以居住者为中心，与空间实践和空间表象的互动中建构而成。流动儿童实现城市融入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转移、社会空间的桥接，更需要精神空间的置换，精神空间关乎流动儿童自身角色的归属和认同，也是对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精神情感体验，所呈现出来的是不同倾向的依恋或者拒斥（江立华，王寓凡，2016）。融入一座城市的过程实质是形成“城市在我”的观念：借由城市空间体验和城市交往形成自我的、独特的、具体的城市认知。城市融入的核心是心理和身份的认同，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融入往往是在经济、社会等层面融入之后才发生的，一定程度的不同文化冲击和身份感的缺失会给他们心理层面的融入过程带来很多困难（熊易寒，2009）。
流动儿童游走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二者张力导致流动儿童可能出现精神空间的错置，无法认同与共享城市表象化空间的符号及价值。流动儿童尚未自洽的认知系统来回穿梭冲撞于两个空间之间，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往往无所适从。研究参与者很少有坚定认为自己是“西安人”的，大多数都会犹豫、沉默，无法给出准确答案。精神空间错置的认知系统和行为模式，让流动儿童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和身份认同都显得极为模糊。
我从小就是跟着我爸妈来西安了，我一直在西安上学，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了。然后放寒暑假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回老家，老家有我爷爷奶奶，每次我回去他们都会给我准备好多好吃的。我感觉我应该是老家人，也应该是西安人，我也不知道，好像都可以。（受访者18号，2022年3月20日）
我不知道，以前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突然问我的话，我好像不是城市人，因为我爸爸就是河南人；但好像我也不是农村人，我在西安没种地。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什么。（受访者2号，2021年12月11日）
五
“我可以成为谁”：行动研究的效果评估
在行动研究的起步、渐进以及深化三个阶段，通过命题心得写作（一种特殊的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了效果的质性资料评估，发现行动的开展对流动儿童的新媒体素养、城市形象认知和城市融入程度方面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新媒体素养提升：进入并表达空间
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身体与空间占有之间的双重关系将会构筑出自我再生产的新的身体空间（列斐伏尔，1991/2021：318-320）。流动儿童进入一座城市，如果身体都被限制在诸多空间之外，城市空间的体验无法生成，所谓的认同将无处负载。新媒体素养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就是进入城市空间的一项基础能力，能够利用新媒体发展完善自我，并加速促进自身融入城市、服务自身社会化（郑欣，2016）。行动的开展提升了流动儿童的新媒体素养，主要体现在获取、评估、制作、参与和交流这五个维度（见表5）。
在获取方面，行动的开展使流动儿童了解了更多的信息检索平台和步骤，逐渐从简单搜索到搜索技巧与平台选择。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强，搜索到的信息质量就会提高，能够帮助他们更为全面地认知所生活的城市。在评估方面，随着行动研究的开展，流动儿童对自己所接收到的媒介信息逐渐辩证看待，学会自我判断和解读，对他们正确认识城市和保护自己有着重要作用。在制作方面，掌握了一定的新媒体技能，在新媒体实践与合作中拓展了他们对于西安这座城市的多元认知。媒介素养的最高目标是参与和交流，利用可及性较强的社交媒体发声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极为重要。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他们的书写传达着自己的内容和理解，在提升自身表达能力的同时，也成为新媒体的重要组成内容，反向塑造这座城市。“我认为我在新媒体创作方面能力提升了，以前我从来没有在手机上发布什么内容，但是现在我在今日头条上面发了我眼里的西安是什么样子的。”（受访者3号，2022年5月20日）
列斐伏尔就城市空间提出了城市的权利，“城市的权利就是居民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利”，接近、占用、诠释城市空间，是作为城市居民的应有之义，新媒体技能和素养的加持，让流动儿童在虚实相间的社会交往中能够自如地进入、截取、挪用、生产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得以被流动儿童“打开”。“空间的实践，作为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因而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与经验的一种中介，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刘怀玉，2005）。
从进入、体验到表达的城市空间实践构建了流动儿童和城市空间具体的、鲜活的关系，实现了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从流动儿童的视角来看，城市空间被重新定义了，超越了“谋生”属性，体现了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流动儿童对城市空间的自主表达进一步强化空间实践的属性。“我去了西安易俗社之后，发现西安真的很有文化底蕴。”（受访者16号，2022年6月18日）
列斐伏尔（1968/1996）在《接近城市的权利》一书中强调了城市化与重建日常生活的价值，试图通过实现“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和“差异的权利”（the right to difference）来增进城市空间实践的合法性。流动儿童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拓展和进入可对应“城市的权利”的获取，而流动儿童对城市空间的自我定义和表达基本可对应“差异的权利”：摆脱城市空间千篇一律的论断，以自主空间实践为中心去重新定义城市空间。
（二）超越空间表象：社会空间互动认知
所谓“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指的是城市空间被裹挟在想象、概念和建构之中，从城市名片到城市体验都被包裹在符号系统之中。在研究之初，流动儿童在描述城市时只能使用“历史悠久”“千年古都”泛泛而谈，进而列举地标名称。缺乏互动的城市空间认知是空洞而浅表的，流动儿童的城市身份更像是“长住游客”。空间在建构社会关系的同时，社会关系也持续地对空间进行生产和再生产（Gottdiener & Hutchison，2011：19）。只有将在地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和城市空间同时复合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形成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认同。
“之前我总觉得西安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城市，自从我见过早市和走进早市时，我又觉得西安也是一个吵闹、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刷新了我的认识。我觉得我对西安的了解好像比以前更加深入，这都是我们小组的人自己感觉到的，都不是别人跟我说的。”（受访者15号，2022年7月2日）
空间是通过经历、日常生活实践和想象进行生产的（列斐伏尔，1991/2021：139-145）。通过城市空间的日常互动，城市区域才会超越“做工空间”而具有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赋予城市空间更多的功能，摆脱空间与生存的固化联系，流动儿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空间。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如果一个人与其他人共享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共享了自己的身份”（Duncan，2014），超越既有的生活和社交空间，依托在地化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空间互动是弥补流动儿童城市疏离感的重要环节。在新媒体合作实践和线下的城市空间探索中，流动儿童增加了和小组同伴合作交流，尤其是混合分组让流动儿童接触了更多的、以前并不熟悉的城市同辈。整个过程让他们拓展了自己在地化社交网络，也对城市人群有了更加真实的认知。“在小组合作交流展示中，我与同学有了进一步沟通，感受无比快乐。以前我跟有一些组员都不熟悉，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我感觉我比以前更加熟悉他们了，还跟他们成为好朋友。我希望我们以后也可以继续一起做事情。”（受访者6号，2022年6月9日）
社会化媒体对人脉关系的聚合与再造，并非一种静态的、程序性的、模式化的生产行为，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流动状态和流动结构中完成，这无疑创设了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和实践话语（刘涛，2015）。社交媒体在流动儿童与城市空间的互动中扮演了多元角色：（1）城市空间体验的表达平台，流动儿童能够借助其来记录城市实践、表达城市认知；（2）社交关系的拓展工具，借由社交媒体，流动儿童实现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的互动，拓展了城市社会交往的空间；（3）社交媒体的可见性和记录性能够确证社会关系的存在。社交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嵌入让线下互动延伸到线上，流动儿童与城市同辈的“关系”，借由线上互动又一次得到确认。
（三）城市融入增益：精神空间心理认同
空间更是一种基于物理空间的社会性和观念性的建构（Lefebvre，1974/1991：127）。地方认同强调外来者与在地空间的情感互动，是城市融入的基础。外来人口的地方认同并不与户籍变更相伴而来。“流动”的背后是各种相互纠缠的制度、结构与文化。当流动儿童在物理空间层面迁移时，相伴而行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和社交圈群的变化，还有深层次的、抽象的、围绕自我的身份认同。随着行动研究的开展，研究团队带领流动儿童从线上到线下展开城市空间的探索，不断拓展着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边界。行动研究在社会实践层面提供了流动儿童和城市同龄人的互动空间，让他们在协作交流中，获得更多本地社会的情感和社交支持，增进流动儿童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
经过这次活动（易俗社文化街区参观），我和同学们的友谊又更上一层楼了，原来班上的同学都很具有探索精神呢，我们一起照相、参观、玩游戏……可开心了，玩得不亦乐乎。我和一些平时没怎么说过话的同学玩到了一起，谈笑风生、结伴而行。平时就很要好的好朋友更是形影不离。我和同学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了。虽然我并不是西安人，但在我心中，早已把西安当成了我的家乡。（受访者4号，2022年6月18日）
列斐伏尔把街道比喻为“即兴的戏院”：“我成为景观观众，有时候也是演员。这里充满了运动和交融，没有这些就没有都市生活，而只有分散和凝固不动的隔离”（列斐伏尔，1970/2018：20），与雅各布斯的“街道芭蕾”（sidewalk ballet）、Seamon的“地方芭蕾”（place ballet）概念异曲同工，上述概念都聚焦于日常生活、城市空间和群体互动的连接，由此人们才能产生对地方的情感和依恋（雅各布斯，1961/2005：52；Seamon，1979：24）。对自我身份的精神认同正是借由空间实践和人群互动而形成体验感的凝结，是日常生活、城市空间和社会互动的汇聚。流动儿童对城市空间精神认同的形成需要体验多元城市空间、超越现有社交圈层。“通过活动，我的本地朋友多了，交流也多了。我觉得我是西安人，因为我喜欢西安，而且我出生在西安。”（受访者5号，2022年7月2日）
研究者作为志愿者来到这个班级，受新冠疫情影响，前期研究者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线上交流，之后进入线下空间，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线下新媒体素养提升教学互动、新媒体合作实践、城市空间探索，为流动儿童的课余生活注入新元素。四年级三班的同学们也非常乐于与研究团队成员交往，有流动儿童会和我们成为“朋友”，他们对我们的身份充盈着憧憬，对西安交通大学充满着向往。“交大师生”带给研究参与者的不仅是身份标签，更是生活愿景，示范了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通过这几次活动，我对西安的好感与熟悉程度有所提升。未来，我憧憬，我期待。”（受访者15号，2023年3月26日）
六
弥补与认同：新媒体实践提供城市融入路径
囿于家庭条件和社会资本，多数流动儿童的城市空间实践呈现出“隔离化”特征。新媒体对日常空间的渗透形塑着生活样态和价值取向，社交媒体、短视频、网络游戏已经深嵌到当代青少年儿童的成长空间中，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认知中介。在被媒介化高度重构的现代城市，新媒体素养和能力缺失带来的只能是与城市空间更加疏离。
列斐伏尔将“城市的权利”界定为居民能够通过社会实践使用和生产城市空间的可能性，城市空间通过社会实践被感知、构想和悦纳。新媒体传播深度嵌入到城市空间并构建日常交往的网络与空间。新媒体传播既可以视为空间实践的伴生，也可以视为空间实践本身。对于流动儿童群体来说，新媒体传播、社会实践和城市空间的融合是社会网络构建与城市空间认同的叠合生成过程。
“进入一座城”行动研究以空间理论为视角，借由列斐伏尔空间理论探究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障碍，并依循空间理论设计干预方案，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研究规划。在整个过程中提升流动儿童的新媒体素养，以此为基础联通城市物理空间和交往空间，强化他们对城市空间的亲身实践体验，通过体验并表达自己与城市空间的实在连接，提升流动儿童文化、结构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度。顺应列斐伏尔对空间划分的逻辑，基于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现实，流动儿童群体匮乏的是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叠加复合，即依托物理空间的日常互动且形成在地化的社会网络，对这一过程的补全才能为精神空间的塑造增进可能。由是观之，对于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运动式治理”抑或“仪式化展演”都难以发挥作用。
本行动研究摆脱对流动儿童媒介素养的静态考察，将手机及新媒体视为多重角色：进入并诠释城市空间的工具、构建在地化社交网络的中介、实施在地化交往的平台。新媒体实践能力能够弥补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社会资本不足的困境，提供了一条促进流动儿童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城市融入的路径：（1）新媒体传播与城市空间进行互动融合，提升城市空间和自我身份的双重认同；（2）城市空间表达和本地社会网络构建同时实现，在分享、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本地身份的“共享”；（3）新媒体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也在塑造自我，丰富并提示个体与城市空间互动的可能性。行动研究中，新媒体实践的整个过程，既是流动儿童新媒体实践提升过程，又是搭建流动儿童线上线下社会交往平台的过程。当新媒体互动交往成为“赋能”“赋权”流动儿童的重要方式，流动儿童的自我城市叙事才能实现，流动儿童的在地化社会网络才得以搭建，在与城市空间、市民群体的互动过程中，城市社会空间、社交网络和身份共享才能够同时生成。
本次行动研究固然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但已经做出尝试——将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新媒体实践作为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重要切入点，为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思路。虽然研究团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参与者建立了较为深刻的连接与互动，行动结束后，仍然与参与者保持联系，但即便如此，还是未能在本次行动研究中让每一位流动儿童都实现心理层面上的城市融入。流动儿童对城市的多维度融入，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本研究没能对他们进行更为长期的跟踪，城市融入效果没有得到更长期的验证，仅考察了特定时间、情境中新媒体对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实验性”特征。
鉴于此，本研究认为未来关于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研究应更关注媒介如何与流动儿童生活场景进行勾连，从日常生活空间的视角去观察流动儿童的新媒体实践。深入探究新媒体在流动儿童生活的各类环境、场景中所充当的不同“角色”，帮助流动儿童有效地利用新媒体获取信息、发展技能、拓展空间，借助新媒体实现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构建与转化，从而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5期。
本期执编/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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