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孤独症“海南模式”有效率94%，全国何时跟进？

发布时间：2025-09-09 16:44:00 浏览量：2

文 | vb动脉网

儿童孤独症患儿有救了！

9月4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建议的答复，详细介绍了我国针对儿童自闭症的政策和救治现状。提到下一步免费为全国城乡0-6岁儿童提供规范的健康检查服务。

答复直指近期几起儿童孤独症（下文简称儿童ASD）患儿接连遭遇不幸的社会热点。8月中旬，一名ASD患儿在大理走失，最终在数日后被发现时已不幸去世。8月底，西安警方又发布公告，对此前殴打儿童孤独症患儿的康复中心工作人员采取刑事控制措施。

一时之间，儿童ASD等神经发育障碍患儿面临的困境引发公众高度关注。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为儿童ASD患儿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干预已迫在眉睫。

在我国的最南端，儿童ASD患儿却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怀，用上了数字疗法居家康复训练。在不久前的2025数字疗法大会上，海南省相关机构也公布了“0—6岁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数字疗法干预”运行近一年来的成果，显示数字疗法干预儿童ASD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各方认可。

或许，“海南方案”已经到了向全国推而广之的地步。

打通儿童ASD康复卡点迫在眉睫

儿童ASD是神经发育障碍的一种，核心特征包括显著不足的社交能力，以及表现出限制性、重复性的刻板行为和兴趣狭窄。其发病率近年来显著提升，2017-2020年中国6~12岁儿童ASD患病率已经达到为7/1000，与2017年前2.65/1000的发病率相比明显增加。

目前，医学界仍未找到自闭症的准确成因。“病因不明，无药可医”是业界对于这种病症的统一认识。加上起步较晚（1982年内地才首次发现并确诊ASD），缺乏资源支持，我国儿童ASD干预一直面临诊断难以实现标准化的量化和数据化、相应的医疗资源也极其缺乏且分布严重不均等诸多痛点。

在康复训练阶段，患儿又面临诸多困境：儿童ASD的医疗资源极为缺乏且分布严重不均，但儿童自闭症康复需要尽早进行密集干预，这对患儿家庭来说意味着昂贵的费用和舟车劳顿之苦。同时，儿童ASD康复训练过程漫长，患儿很有可能康复训练效果不明显，甚至有所反复。

另外，虽然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儿童ASD的药物，但根据病情和治疗方案，医生也可能加入药物治疗缓解并发症。这些药物不可避免也会存在一些副作用，也容易引发家长的犹豫。

多重压力下，儿童自闭症患儿家长试图寻求其他解决方案的尝试并不少见。一些缺乏资质的不良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趁虚而入，发生在8月的悲剧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事实上，儿童ASD领域并不是没有可以解决上述困境的解决方案。数字疗法这种新兴的干预手段已经在儿童ASD康复训练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并得到了印证。一直在该领域深耕的ALSOLIFE创始人张之光认为，相比传统干预手段，儿童ASD数字疗法主要有效率高、成本低和服务可及性高三大优势。

他表示，数字疗法的特点决定其具有较高的干预效率：“数字疗法引入了标准化的干预流程，康复师就不再需要设计课题，准备各种各样干预素材。同时，它受场地和时间的约束也较小，可以随时随地开课。我们统计发现，它的干预效率是传统人工干预效率的3倍之多，优势明显。”

高效率自然带来了更低的成本。张之光向动脉网介绍了其在海南省实践的情况——在同样干预质量下，数字疗法干预成本仅有人工干预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一节儿童ASD康复人工服务的费用通常大概是150-500元，我们的数字疗法干预在海南的费用只需要30多元一天，一天两节课，相当于一节课只有18元左右。”

对于儿童ASD这种医疗资源有限且分布十分不均的疾病，数字疗法在服务可及性的提升上也是肉眼可见。张之光表示，海南省多个地处偏远的市县，比如乐东、五指山、临高、保亭等，康复资源严重不足，师资尤为匮乏，大部分家长只能选择长途跋涉来到位于海口的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接受干预，然而，该中心也无法接收来自全省的ASD儿童，排队现象十分严重。

“很多患儿需要等待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进入医院接受干预，极有可能错过最佳干预时间。自从提供数字疗法服务后，海南各个地方的患儿不用再舟车劳顿，在当地也能接受很好的干预服务，极大提升了服务可及性。”

“数字疗法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也支持了当地的妇幼机构，加速了康复师培养进程，从而帮助当地从零开始构建一套康复体系，意义重大。”他补充道。

不仅儿童ASD，在与儿童ASD最常关联的儿童多动症（下文简称儿童ADHD）领域，数字疗法也被证实临床有效。作为第一个被FDA批准的儿童ADHD数字疗法，Akili的EndeavorRX在5项临床试验中共入组超过600名ADHD患儿，结果均证实数字疗法在改善儿童ADHD症状上具有明显效果。

遗憾的是，这种新兴的干预手段在国内却面临“最后一公里”的卡点。作为一种医疗器械，数字疗法需要进入医保收费目录才能让医院通过使用数字疗法收费，进而采购相应产品。但基于我国现行的物价审核制度，新增收费编码十分困难。

部分企业转而选择与私立医院合作，或者干脆直接2C的方式希望能够打通卡点，但考虑到家长对于儿童疾病干预更为保守谨慎，这些途径显然无法与公立儿科医院开具服务的背书效果相提并论。

一边是儿童ASD医疗资源和干预手段极度缺乏，患儿家庭不得另寻他法，以至于慌不择路被不良机构蒙骗；一边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数字疗法空有一身本领，却难以打通卡点服务患者。

显然，打通这“最后一公里”迫在眉睫。

优化审批，通过临床试验中心出效果

纵观全国，近年来高度重视数字疗法的海南省正在为全国蹚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早在2022年，海南就将“探索数字疗法先行试用”列入海南省“十四五”数字健康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也是数字疗法首次被列入省级规划。

随后，海南省通过密集调研了解到数字疗法产业发展痛点，针对性推出了《海南省加快推进数字疗法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这21条措施直击数字疗法产业发展痛点，在科研、临床、推广、支付等方面都给出了明确支持与鼓励，使其成为国内乃至全球首次推出的全周期数字疗法产业支持政策。

以监管为例，彼时不少产品还未满足医疗器械属性，“拿证”是当务之急。海南药监局也积极响应省级规划，在2022年10月将数字疗法产品的注册审批纳入省药监局医疗器械优先审批程序，并创新推出全国首个数字疗法专项咨询通道，为数字疗法产品提供全链条辅导服务，将监管要求提前嵌入产品研发过程，在产品管理类别判定、检验相关确认、临床评价路径选择、临床试验方案设计等核心环节给予注册申请人技术指导。

海南药监局器械处处长潘爵南向动脉网介绍了该局在审批工作的进展：“自开通数字疗法专项咨询通道以来，我局已为43家企业提供65场专项辅导，帮助企业产品注册少走“弯路”。截至今年8月，我局共批准10款按第二类医疗器械管理的数字疗法产品上市，平均审评审批用时仅29个工作日，产品注册审批速度位于全国前列。目前，我省仍有9款产品正在培育中，产品覆盖慢病管理、运动康复、认知障碍等多个领域，将为海南数字疗法产业的多元化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他表示，大部分数字疗法企业由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或药企转型而来，对医疗器械监管政策和相关法规不熟悉，从而导致注册申报资料和质量体系未能满足法规要求，加大了企业产品注册审批成本，延长了时间周期。

“我们建议企业充分利用海南省的数字疗法专项咨询通道，在产品注册初期即加强与审评审批部门的沟通对接，针对研发注册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及时向技术审评部门咨询，争取在注册工作正式开展前解决问题，提高注册成功率。同时，我们也建议企业积极投身行业交流活动，汲取同行在数字疗法产品注册申报、推广应用等的成功经验。”

审批以外，海南还通过密集调研了解数字疗法进院卡点，提出在当地医院设立数字疗法临床试验中心的措施。这种方式可以使一线医生直接接触数字疗法，并直观了解其效果，为后续的进一步落地创造条件。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之光历历在目：“海南当时跟超过100家数字疗法企业进行了高密度沟通，效率非常高。2022年5月，我们才跟当地卫健委进行了第一次交流，感觉他们有充分的准备，很懂数字疗法，并对包括功能、意义、临床循证以及关键指标等提出了非常专业的问题。随后，海南就快速开始启动临床试点。10月我们开始与海南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洽谈合作，12月就开始服务第一波患儿，进行临床验证。”

“在整个2022-2023年这个过程里，10个临床中心验证项目的口碑和临床效果陆续显现，比如家长满意度、用户依从性、康复效果、专家意见以及临床科研实证等。儿童ASD数字疗法在三家医院一共服务了500个患儿，脱落率非常低，家长的使用频度也很高，孩子的康复效果很好，应该说反馈很好。”

“当时医院为了考察临床效果，给了我们一组程度较重的小朋友，其中有个小朋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评估他大概只认识不到20个物品，对外界完全没有感知。我记得给他下一次指令，平均七秒才能反应一次。从专业的角度而言，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干预痕迹，也看不到太多进步。”他补充道。

“幸运的是，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一直没有放弃，加上小朋友自己对数字疗法也不排斥，训练得以一直坚持。从最初一天只能认识1个目标，进展到20天时平均每天可以学会4-6个目标，且可以做不少泛化训练的程度。到第60天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认识的物品数量也增加到100个左右，且逐渐可以区分哪些东西是吃的，哪些东西是喝的了，开始有一些最初的功能意识。”

张之光表示，通过这种临床一线的实际应用，使得医生真切了解到了数字疗法的效果。随后，大家都有了信心，医院开始逐渐扩大了数字疗法的服务范畴。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康复首席专家、海南省首批数字疗法临床试验中心（精神和认知与行为障碍方向）负责人李玲对临床试验中心所发挥的作用同样表示肯定：“前期的数字疗法临床试验中心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一临床验证过程中，我们在收集临床数据协助产品完善和本地化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数字疗法产品的理解，实际使用一年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纳入为民办实事，创新落地应用场景

通过建立临床试验中心帮助数字疗法切入临床只是第一步。在完成了规划引入与政策奠基后，海南省在2023年开始了具体的数字疗法落地实施与场景拓展工作，其一是将“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列入了海南省2023年为民办实事事项，其二则是将糖尿病数字疗法纳入“2+3”健康服务包。

一方面，数字疗法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是推广应用；另一方面，海南当地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有限，在新时期要实现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又亟需数字疗法等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和推动。

通过政府引导谋划设计创新应用场景，并使这些创新场景将数字疗法与当前推进的各项卫生健康工作相结合、跟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要求相结合，既能够使有价值的数字疗法得以更广泛地应用，又能够依托数字疗法推动各项卫生健康工作更快、更好、更高效地完成，从而实现了共赢。

儿童ASD数字疗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纳入2024年海南省为民办实事事项。

李玲向动脉网表示，将儿童孤独症纳入民生项目，充分体现了各级领导对孤独症群体的关心、关爱和重视。她指出：“儿童孤独症发病率持续攀升，而优质康复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这一社会难点直接转化为家长们的现实痛点——他们不得不长期承担异地就医、康复训练带来的高昂生活、交通及医疗成本。”

“我院康复科有60位员工负责孤独症康复训练，已成为全国医疗系统中规模最大、持有国际认证证书数量最多的孤独症康复中心。目前科室每日在训患儿超过400名，但患儿确诊后仍需等待至少半年才能接受康复训练。孤独症因病因不明至今无有效的药物治疗，唯一能够显著改善预后的途径就是早诊断、早干预。确诊后还需排队半年至一年，这会让早期发现失去意义，并影响孩子的预后，必须予以解决。”

她进一步补充道：“卫生系统长期秉持‘强基层’的目标之一是，小病不进城。儿童ASD康复师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短时间内要在基层积累优质资源十分困难。数字疗法前期试点已明确显示出积极效果：它具有比人工干预更高的效率、操作准确率和标准度，也因其基于大数据的算法能更快算出患儿更短康复路径，给出更精确的训练目标；它能显著降低康复计划制定和康复实施的难度，提高基层康复人员的康复效率，以及康复服务的同质化；它同时具备可复制、易推广和低成本的特点，是能实现我们通过帮扶基层扩大服务半径，解决孤独症儿童就近康复的最好抓手。不过，当时限制推广的瓶颈是没有收费项目，为能尽快解决我省孤独症康复的难点和堵点，切实缓解民生痛点，卫健委主要领导和妇幼处决定申报民办实事项目。”

张之光则提到，数字疗法在临床检验阶段的供不应求也对其最终被纳入为民办实事事项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临床验证的时候很多家庭都在报名参加，但是当时名额有限参加不了。当地卫健委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也在第二年把儿童ASD数字疗法纳入为民办实事事项，和头一年老年痴呆数字疗法干预形成一大一小的格局。”

在纳入“为民办实事”事项后，海南省将为当地ASD患儿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根据海南省财政厅发布的公告，海南省将为整个项目提供233.99万元的预算。其中，198万元用于采购1200套数字疗法干预教具终端免费提供给诊断为孤独症的儿童用于居家数字康复治疗，用于采购康复训练的服务性支出则为35.99万元。

根据动脉网进一步了解，海南为患儿的康复训练提供每次36元的补助，以完成总计120次的康复训练，这120次康复训练将分布在6个月内完成，且每个月不少于15次。

在2025数字疗法大会上，这一项目运行的成果得到展示。截至2025年6月，项目已对1100名儿童完成干预，完成率高达115%，有效干预率达到94%，患儿家庭满意度达到91.5%，可以说效果超出预期。

此外，统计调查显示数字疗法的脱落率非常低，一年不到5%。对比之下，精神科药物3个月的脱落率可达15-20%。通过调查，有98.5%的家长希望来年继续使用。

张之光表示，这一为民办实事事项的开展不仅使当地ASD患儿获得了及时且高质量的康复训练，也降低了后续数字疗法正式进院的难度：“凭借良好的临床效果，我们目前在海南已经进入了14家医院和3家康复机构。政府会为每个患儿提供补贴，在我们这端大概人均在3000元左右。虽然仍然要面临进目录的问题，但因为有临床效果，比其他领域还是要好很多。”

今年5月，海南省医保局和海南省卫健委又发布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数字疗法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就数字疗法收费做出规定和部署。不仅明确了沿用现行收费编码形式的合法性，免除了行业的后顾之忧；更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制定数字疗法的加收项或扩展项，并按照“自主制定、备案执行”的方式处理，进一步赋予医疗机构一定的定价权和灵活性。

“与以往相比，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张之光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