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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一儿童节”

发布时间:2025-06-02 05:10:23  浏览量:2

今天原本准备下河垂钓的。一起床,就听到窗外哗哗啦啦的声音,我以为是风吹树叶的声音,就到阳台上看天气。打开门,一股湿气也扑面而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禁不住感叹道:“下雨了!”

看来鱼是钓不成了,就打开电脑,准备看看朋友圈。电脑屏幕一打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彩色图片就轮番播放。看到一幅幅精彩夺目的图片,不由得回忆起了我的童年是否过过“六一儿童节”。

在我的记忆中只正式过过一次“六一儿童节”。因为我上小学那会儿,很不正规,既要上课还要参加各种劳动,还要完成勤工俭学任务。我第一次去学校,大约四五岁。大人(父母和二姐)都去生产队劳动,没人管我,只能跟着小姐一块去学校混。我记得学校就在大姑家河对面,一间茅草屋。左边连接着一户姓丁的人家,右前方距离两丈许,靠河住着一户朱姓人家。教室里没有课桌,是用砖坯垒两个土墩,上面搭块一尺多宽的木板当桌子。凳子是一尺多高的圆木墩子,也有从家里拿来的小木凳,小方桌,条件极为简陋寒酸。

老师姓啥我早就忘了。大约只有十来个孩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老师带着这些孩子在河里捡雪白的鹅卵石,运到朱姓人家房后的半坡上,清理出一条长约二十余米,宽约十米的山坡,用白色的鹅卵石摆出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标语。

我在这里混了大约半年就迫不得已回家了。原因是从我家到学校要过两道河,那时候河面很宽,水很大,有的地方搭有木桥,有的地方要过跳石,跳石间的距离有远有近,我经常跳进河里,有一次差点被水冲走。我每次掉进河里,小姐就会被母亲狂揍一顿。后来实在没办法,就让二姐不去生产队干活,在家管我和喂猪养鸡。我第一次上学就这样夭折了。

第二次上学是在杨泗庙小学。离家五里地,走简易公路。每天天不亮,隔壁邻舍的孩子们就打着火把,沿途吆喝着往学校跑,很热闹。

我的启蒙老师姓曹,是个弓腰驼背的小老头,模样我记不得了。曹老师上课总是板着脸,因为没有课本,就教我们学习古诗词。他每次用粉笔极为工整的把诗词写在黑板上,让我们抄在本子上,再给我们讲解,并要求我们背诵下来。他经常教导我们“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曹老师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因为这句话,有时候我在不经意间就会想起他。

曹老师教我的时间很短,大概不到一年。随着春季开学改为秋季开学,我就上二年级了。学校的四五六七年级也撤掉了(六七年级是初中),我的班主任就换成了孙老师。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曹老师。

孙老师就像一位慈祥又严厉的母亲。在学习上对我们很严苛,在生活上对我们像慈母一样关爱。四五六七年级撤掉后,只剩下一二三年级,都是十岁上下的小孩子,害怕我们起早贪黑在路上跑着不安全,就让我们住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贩子很猖獗,我们大队就有十几个孩子和少女、少妇被拐卖了,1983年严打开公审大会,我也参加了观摩。)

宿舍离学校大约二百多米,是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原本是杨泗庙的庙产,如今成了我们十几个离家远的孩子的宿舍。进门右手住着五六个女孩子,左手边就是我们十二三个男孩子。孙老师既要教我们读书,还要给我们做饭,每晚半夜三更还要到宿舍查房,轻轻为我们盖好被子,然后又蹑手蹑脚的退出宿舍。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温暖如初。

回想我们那个年代,上学不仅要上课学习,还要下地干活,更要完成勤工俭学任务。

说实在的,学习倒是无所谓,是本业,没有不完成的道理。何况那时候只学语文数学,就两本书,很轻松,考试基本门门满分。种地也无所谓,都是农村孩子,五六岁,大人就教着播种、间苗、除草,样样农活信手掂来。

最让我们痛苦和煎熬的是勤工俭学,要用真金白银说话。那时候挣钱很难,难于上青天。我们都是小孩儿,去哪挣钱?孙老师四处奔波,最后联系上供销社,让我们制作烤烟杆、搬运门框料和烧炭卖的活儿。

制作烤烟杆的活还轻松些。自己力气有多大就砍多少竹子,全凭自己掌握,用不着出蛮劲。学校的山场距离学校也就两三里地。我记得每次进山也就砍二三十根两厘米粗细的竹子,剃掉竹子枝叶,仅留竹稍上的二三个枝叶便于打捆和拖行,也就二三十斤。打好捆后,竹稍一头扛在肩上,竹兜一头拖在地上,拖着竹子就走。一路听着竹子敲打地面的“哗哗”声,很轻松就回学校了。把竹子仍在操场上,再用手锯截成两米长的竹竿,就是一根成品的烤烟杆。每一百根打成一捆,每个学生要完成五百根的任务。一天下来,手上全是血泡,筷子都拿不起来。不过那时候吃饭要不要筷子也无所谓,苞谷糊汤能照见人影,几口就能喝掉一洋瓷碗,吃过之后,几泡尿尿完,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了。

冬天砍柴烧炭就比较难了。砍一天柴,手上的血泡磨破,鲜血染红了刀把。极寒天气,手都能冻在刀把上,手从刀把上拿下来,都能听到撕裂的刺啦声。烧炭的过程其实很简单,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首先是把粗细均匀的树木砍倒,截成两米长的段木,就近在坡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略带斜坡的一米深的土坑,最底层铺上枯枝和杂草作为引火柴,把截好的段木一根根摆放进炭窑中,段木压得越紧密,烧出来的碳越好。放好段木,再盖一层杂草和树叶,然后盖上十几厘米厚的细土,拍严实,炭窑顶头留三个出烟孔,做完这一切,就可以点火了。火烧旺了就封住火门,大约七八天后,出烟孔不再有烟子冒出来了,就封掉出烟孔,再过四五天就可以出碳了。烧炭的事我记得只做了一个冬季,就没再做过,而我却学会了一门手艺。

背门框料是一件很重很重的体力活。原材料在山上,从山上到储料场大约十多里崎岖不平,沟坎纵横的山路。一根木条长三米,宽十厘米,厚六厘米,重约三四十斤。而我们只不过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有的孩子留级,有的读读停停,所以年龄差距很大,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最大的孩子与我相差八岁)。沉重的木材压在我们稚嫩的肩膀上,每背一次,肩膀都会红肿,有时候还会磨破,我们只能硬挺着。

孙老师看着也很心痛,但没办法改变,因为勤工俭学任务是按学生人数下达的。她就尽可能的为我们改善伙食,把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腊肉熬一锅汤,再做些火烧馍,给我们补充营养,恢复体力。每当想起当年腊肉汤泡火烧馍的时候,一股暖流遍布全身,嘴里的口水也不由自主的开始打转。

我唯一过的一次“六一儿童节”是上小学三年级。孙老师亲手为我们十几个孩子带上了红领巾,让我们举手宣誓,随后就宣布我们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了。我激动了好一阵子,每天把红领巾戴在胸前,很骄傲的走来走去。不过这种骄傲过了一个多月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我上小学四年级了,离开了杨泗小学,也再没过“六一儿童节”了!

我虽然没再过过“六一儿童节”,但是今天看到一幅幅各地上传的“六一儿童节”丰富多彩的照片,我的心很甜蜜,如今的孩子再也不用忍受我们当年的苦难了,真正是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中了。

2025.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