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老师坚持给留守儿童补课15年 一场突发心梗后 43个学生轮流守护

更新时间：2025-03-28 03:24  浏览量：5

马坪村总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热闹起来。

老韩头倚着门框，看着道路另一端那条穿过油菜地的小路。他手里拿着保温杯，但已经忘了喝，杯底的茶叶沉淀在水中，上面浮着一层冷掉的茶油。

刘婶的摩托车声远远地传来，还没看到人影，就先听见了那台破旧125的哒哒声，像是得了哮喘的老人，走几步就得歇一阵。

“老韩，吃了没？”刘婶一脚刹车，车子歪歪斜斜地停在他家门口的梧桐树下。

老韩头笑了笑，没答话。他知道刘婶不是真问他吃没吃饭，她是想问昨天下午的事儿。老伴去世后，他习惯了这种不直接的关心。

“韩老师，我们上课去啦！”

一群小孩子突然从村口涌过来，背着五颜六色的书包，像是一群蝴蝶飞过麦田。有的书包上挂着钥匙，有的拖着线头，还有的贴着动画片里的人物贴纸，但贴纸边缘已经卷起来了，像是想飞走。

领头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叫小芳，书包里还装着弟弟的作业本，因为弟弟总是忘记带。

老韩头眼睛一亮，放下保温杯，搓了搓手：“来了啊，都来了？快进来，今天我们讲除法。”

十五年前，韩守义从镇中学退休。那时他刚满60岁，本来打算跟老伴去县城跟儿子住，好好享清福。送别仪式上，校长送了他一个奖牌，写着”桃李满天下”。奖牌是铝制的，边角已经有些发黑，放在纸盒里，盒子倒是挺新的。

回村的第三天，他发现村里的小学没了。

“撤点并校，城镇化嘛，上头的政策。”村支书解释。

韩守义皱了皱眉：“那孩子们怎么上学？”

“坐公交去镇上呗，反正也就半小时。”

半小时。韩守义知道这半小时是怎么算出来的——从村口到镇上，不堵车，不下雨，不刮风，不迟到，公交车正好来。

他站在原来小学的操场上，杂草已经没过了膝盖。每年六一，他都会来这里给孩子们开个运动会，发些小奖品。很多孩子连父母都见不到一年几次，能有个奖状拿回家，是件很光荣的事。

操场边上的旗杆还在，但旗绳断了，随风摇晃，发出细微的声响。

马坪村的留守儿童比想象中要多。

小六的爸妈在广州做服装生意，一年回来一次，过年也不一定回。他奶奶说：“那孩子连自己爸妈长啥样都快忘了。”

阿强的父亲常年在工地干活，母亲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村里人都说他母亲不是东西。阿强听到这话时总是低着头，捏着裤子上的线头，一圈一圈地绕。

小芳爸妈在温州做鞋厂，她和弟弟跟着爷爷奶奶住。爷爷腿脚不好，奶奶耳朵不灵光，小芳实际上是半个”小大人”。

最小的是豆豆，才五岁，他妈在县城打工，每天坐第一班车去，坐最后一班车回。他经常站在村口等，有时候睡着了，醒来时已经被路过的村民抱回了家。

韩守义统计了一下，村里有27个学龄儿童，其中19个是留守儿童。

他决定给孩子们补课，免费的。

一开始，韩守义只是想着在周末给孩子们辅导辅导功课。他把自家的堂屋收拾出来，买了几张旧课桌，在墙上挂了块黑板。黑板是旧学校拆迁时留下的，边角已经磨损了，有道裂缝从左上角一直延伸到中间。

他向村支书借了个喇叭，在村里吆喝：韩老师免费给孩子补课，周六周日都有，带上书本来老韩家。

第一天来了3个孩子，第二天来了8个，一个月后就有15个孩子固定来上课了。

孩子们管他叫”韩爷爷”，但他坚持要求在课堂上喊他”韩老师”。

“尊师重道，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不能丢。”他板着脸这么说，转身就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糖纸上印着草莓图案，已经有些褪色了，可能是超市里那种论斤称的便宜货。

老伴去世后的第二年，韩守义开始每天都给孩子们上课。

有人问他：“老韩，你孙子都上大学了，你这么操心别人家孩子干啥？”

他支支吾吾地回答：“闲着也是闲着。”

事实是，他心里清楚：这些孩子的功课跟不上，学习环境又差，没人看着，很容易就放弃了。上一代人能靠双手赚钱，下一代不一样了。

他的课堂从堂屋搬到了院子里，又从院子里搬到了村委会借来的一间闲置房子。村委会那间房子原本是个仓库，墙上还挂着几年前的防疫标语，字迹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

韩守义把奖牌盒子垫在桌脚下，让讲桌不再摇晃。他的老花镜用胶带缠着，眼镜布已经洗得发白，但他每天都会仔细擦拭。

“小芳，你这个分数约不约得？”

“阿强，方程式的变量要写在等号左边，记住了吗？”

“豆豆，这个字要横平竖直，你看我写的。”

他的粉笔头都舍不得扔，攒在一个旧铁盒里，盒子上印着”光明牌面粉”的字样，是老伴生前用过的。

村里人渐渐习惯了韩老师的补习班。

许多在外打工的父母回来时，会专门去谢谢他。有时候带些水果，有时候是些土特产，更多时候是一句谢谢和承诺下次一定带好东西来。韩守义总是笑着摆手：“不用，不用，孩子学习好就行。”

他们也不好意思空手，但又不知道给钱合不合适，就经常帮他干些活：修修房顶，换个灯泡，疏通下水道。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阿强爸爸知道后，晚上偷偷送来一台电暖气，放在韩守义家门口就走了。韩守义追出去，阿强爸爸摆摆手：“我干工地的，员工福利，不值钱。”

但韩守义知道，工地不可能随便发电暖气。

电暖气不新了，按钮上的字都磨掉了，只能凭感觉调节。有一次，小芳来得早，看见韩老师蹲在地上，用牙签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暖气片之间的灰尘。

村里人都知道韩老师的固执。

他坚持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乘法口诀表，即使是现在有计算器的年代。

“九九乘法表是基础，没有基础，就像盖房子没有地基。”

他坚持每周考一次默写，错一个字就要抄写三遍。有些家长觉得太严格了，但孩子们的字确实一个比一个工整。

他还坚持要求每个孩子每天读书半小时。村里没有图书馆，他就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一本本地贴上标签，编了个简易的借阅系统。

“借书要登记，还书要按时。公共规则要遵守，这是做人的道理。”

有一年，镇上来了个教育局检查组，说农村教育改革成效显著。村支书带他们来韩老师这里参观，检查组的领导看了看，连连点头，还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

离开时，其中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悄悄问韩守义：“韩老师，您一个月补贴多少？”

韩守义愣了一下：“什么补贴？”

“就是教育局发的补贴啊，留守儿童帮扶项目。”

韩守义笑了笑：“没有啊，我就是闲着没事干。”

后来村支书告诉他，教育局每年有专项资金，但审批手续复杂，基层单位申请起来很麻烦。

“老韩，你要不编个项目名称，我帮你申请点经费？”

韩守义摇摇头：“不用了，我退休金够用。再说了，教书育人，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村支书看着韩老师转身走进教室的背影，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小芳刚上初二那年的秋天，韩老师买了台二手电脑。

那是个老式台式机，主机上的塑料已经发黄，风扇声音很大，开机需要等很久。屏幕是那种厚重的CRT显示器，占了半张桌子。

孩子们围着电脑好奇地看着，韩老师得意地说：“现在咱们也能上网查资料了。”

他让孩子们轮流用电脑查资料，写作业。起初有些孩子只想玩游戏，韩老师就规定：先完成作业，才能玩半小时。

电脑放在墙角，下面垫着一块红色的方形垫子，那是老伴织的坐垫，已经用了很多年。键盘上贴着注音贴纸，有些已经磨损得看不清了。鼠标线缠着胶带，看起来修补过好几次。

村里通网速度很慢，有时候打开一个网页要等好久。韩老师就趁机教孩子们耐心的重要性。

“等待是生活的一部分，”他说，“就像种地要等庄稼成熟一样。”

十年过去了，韩老师的第一批学生已经上大学了。

有考上北京大学的，有去了职业技术学院的，也有直接出去打工的。无论去向如何，他们回村的第一件事，总是去看看韩老师。

韩老师的教室墙上挂满了照片，有的已经泛黄，有的还很新。照片下面都标着日期和名字，像是一部厚重的乡村教育史。

照片旁边挂着一个旧挂钟，时针有点歪，但走时还算准。每天下午四点，挂钟会响十下，那是下课的信号。

有时候韩老师会忘记时间，讲得太投入。这时候小芳或者其他大一点的孩子就会悄悄指指钟表，提醒他时间到了。

“哦，对对对，今天就讲到这里。”他总是这样说，然后匆忙布置作业。

十五年间，韩老师的头发全白了，腰也驼了。但他的声音依然洪亮，粉笔字依然工整。

他记得每个孩子的生日，虽然有时候会弄混。他会提前一天烙一些饼，第二天带到课堂上，让大家一起庆祝。饼有点硬，但抹了蜂蜜就很好吃。

小芳现在在县城高中读书，周末回来看爷爷奶奶，也会来韩老师这里帮忙。她已经比韩老师高了，但在他面前还是像个小学生一样恭敬。

“韩老师，我们下周模拟考，您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解？”

韩老师戴上老花镜，凑近纸张，皱着眉头仔细看了半天，才慢慢分析起来：“这道题啊，要用换元法…”

他的右手食指间有一道深深的凹痕，那是几十年拿粉笔留下的印记。

那是个普通的周二下午，韩老师正在讲解分数除法。

“分数除以分数，要把除号变成乘号，然后…”

他突然停下来，右手按住胸口，粉笔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断裂声。

“韩老师？”小豆豆——已经上五年级的豆豆疑惑地看着他。

韩老师想说话，但嘴唇颤抖着，发不出声音。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然后是青紫。他的身体开始向右侧倾斜，像是被风吹倒的麦子。

阿强最先反应过来，冲过去扶住他。但韩老师的身体太重了，两人一起摔倒在地上。

“韩爷爷！韩爷爷！”教室里乱成一团。

小芳正好放学回村，听到喊声跑进来，看到的是韩老师躺在地上，嘴角有白沫，阿强正笨拙地解他的衣领扣子。

“别动！”小芳喊道，然后冲出去找村医。

救护车用了40分钟才到达马坪村。

村医跟着上了救护车：“是心肌梗死，情况不太好。”

小芳和阿强站在路边，看着救护车消失在乡间公路的尽头，红色的警灯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刺眼。

村支书赶来后，安排人临时看管孩子们，然后打电话给韩老师的儿子。

当天晚上，全村人都知道了韩老师住院的消息。

医院走廊上，韩守义的儿子韩明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医生刚给的诊断报告。

“严重心肌梗死，需要立即手术。”

韩明揉了揉眼睛，问医生：“我父亲以前有心脏病史吗？”

医生摇摇头：“据他自己说没有，但从检查结果看，可能有轻微的症状已经很久了，只是他没当回事。”

韩明想起父亲前年回县城做体检时，医生建议他做个详细的心脏检查，但父亲嫌麻烦，说自己好得很。

“手术费用…”韩明犹豫了一下。

“别担心这个，”一个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我们来解决。”

韩明抬头，看见小芳和阿强站在那里。他们身后跟着十几个年轻人，有的穿着校服，有的穿着工装，还有的提着行李箱，看起来刚下火车。

“您是韩老师的儿子吧？”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我是李伟，韩老师的学生。十年前他教我数学，要不是他，我考不上大学。”

“我是张丽，”另一个女孩说，“韩老师借给我第一本课外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读了三遍。”

更多的人围了上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

韩明这才知道，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父亲到底影响了多少孩子的命运。

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

当韩守义被推出手术室时，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日子里，韩老师的病房从未空过。

学生们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安排好了轮流照顾他。有的在上学，有的在工作，但他们都挤出时间来陪伴这位老人。

病房里摆满了水果、鲜花和书籍。窗台上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是韩老师家里带来的，每天早上会播放新闻，让他了解外面的世界。

墙上贴着一张值班表，有43个名字。最小的是现在读初二的小豆豆，最大的是已经工作五年的大李，他是韩老师最早教的学生之一。

护士长一开始不同意这么多人来探望，但当她听说这些都是韩老师的学生时，默许了这个特例。

“我在医院工作二十年，从没见过这种情况。”她对实习护士说。

第十天，韩守义醒来时，发现小芳坐在床边看书。

“小芳…”他的声音还很虚弱。

小芳赶紧放下书：“韩老师，您醒了！感觉怎么样？”

“还行…”他看了看四周，“这是哪里？”

“县医院，您已经住了十天了。”

韩守义想起来了，那天下午他在讲分数除法，然后…

“孩子们的课怎么办？”他突然紧张起来。

小芳笑了：“您就放心吧，我们都安排好了。李伟哥、阿强还有我，我们轮流去上课。虽然没您教得好，但基本功课不会落下。”

韩守义松了口气，然后看到墙上贴着的值班表，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名字。

“这是…”

“这都是您的学生，韩老师。他们听说您住院了，都赶来看您。”小芳解释道，“有的从外地特意请假回来的。”

韩守义的眼睛湿润了。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没想到…

两个月后，韩守义出院了。

村里人自发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在村口挂上了红色横幅：“热烈欢迎韩老师回家”。

车子还没停稳，孩子们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说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韩老师，我数学考了98分！”

“韩老师，我的字写得更好了！”

“韩老师，我给您带了自己做的贺卡！”

韩守义被簇拥着回到了教室。

教室变了样子：墙壁刷成了浅黄色，黑板换成了新的，连窗户都修好了，不再漏风。角落里多了几台旧电脑，桌椅也焕然一新。

“这是…”

村支书笑着解释：“这是您的学生们捐的。李伟在电脑公司上班，弄来了几台旧电脑；小张在装修公司，把墙壁和窗户修好了；阿强从工地拉来了材料，和村里人一起修了桌椅…”

韩守义站在讲台前，看着焕然一新的教室，看着教室里挤满的学生和村民，突然说不出话来。

阿强走上前，递给他一个粉笔盒：“韩老师，该上课了。”

粉笔盒是木质的，上面刻着”韩守义老师纪念”几个字。盒子里装满了新粉笔，白色的、彩色的，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韩守义接过粉笔盒，深吸一口气，拿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

“今天我们讲…”

教室里响起掌声，经久不息。

韩守义看着教室里的每一张脸，想起了当年在镇中学退休时，校长送给他的那个铝制奖牌。

“桃李满天下”。

是的，这就是他的桃李，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他心中满是感激，感谢命运让他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意义，让他的生命如此丰盈。

窗外，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的花海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山脚下。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讲台上，照在黑板上，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