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力量】陈育智：我是儿科医生，必须考虑到孩子的未来
更新时间：2025-03-10 08:58 浏览量：3
采访对象：陈育智
陈育智，1934年7月13日出生，浙江奉化人。首都儿科研究所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8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以下简称“北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以下简称“首儿所”）工作。1969-1973年，响应毛主席“6·26”指示，前往甘肃为贫下中农服务。1973-1980年，调往甘肃省人民医院。1980年，回到首儿所继续从事儿科呼吸道疾病诊治并专注于儿童哮喘专业。1982年，远赴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进修。1987年，在张梓荆、江载芳等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1990-2010年，与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进行了3次全国儿童哮喘患病率的调查。
陈育智参与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简称GINA）委员会的全球哮喘防治管理工作30余年，指导翻译了《全球哮喘防治创议》及《过敏性鼻炎的处理及其对哮喘的影响》（Allergic Rhinitis and its Impact on Asthma，简称ARIA）指南的系列丛书12本，参与《基层医师门诊哮喘与过敏性疾病诊疗手册》、《哮喘病患者生活指导（第3版）》、《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诊断与防治》、《儿童哮喘问答》、《儿童哮喘问答（第2版）》《社区儿童哮喘病例管理(试用)》等书籍的出版。1992年、1993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2008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时获得首都健康卫士、北京市科普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儿科医师奖终身成就奖、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特别贡献奖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为拓展儿科哮喘防治思路，对标国际水平，陈育智曾担任GINA委员、2015年全球首届GINA大使、ARIA成员、亚太地区儿科呼吸变态反应学会理事，全球过敏和哮喘患者联盟(GAAPP)副主席及委员。国内，陈育智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呼吸组组长、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组长，现任北京联众过敏和哮喘健康促进中心名誉理事长，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陈育智：1934年，我出生在江苏南京市。1937年，我们一家从南京逃难到苏州。7岁，在一所教会学校——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上小学。刚上学没几天，日本人就占领了学校。随后，我的老师赵寄石把20多个年龄小的孩子集中到一起，在同学家的一个一间半平房和天井中开始了教学工作，一直读到了四年级。赵寄石老师的父亲是一名牧师，家里有一架钢琴，我每周有两三天到老师家里学习弹钢琴。五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结束，我又回到了学校。学校有专业的钢琴老师，还有独立的琴房，我每晚都要在琴房练习一个小时。但是从五年级开始，我的父母先后离开苏州，迁至嘉兴乡镇搞蚕种，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住校，过上了独立的生活。
陈育智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左二为陈育智）
1947年，我初中毕业，我的姐姐也来到了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上幼师课程，当时我的钢琴水平较高，学校举办音乐会演出，我都会去伴奏。我的钢琴老师希望我去学音乐，于是，1950年，我参加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考试，在众多备考的人中，很幸运地考上了。但后来得知，学生需要自备钢琴，在那个年代钢琴属于奢侈品，虽然机会难得，但现实情况不允许，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入学机会。
1952年，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合并到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我们所有高中生都转到了当地很有名的苏州中学（现江苏省苏州中学校）。因为苏州中学没有钢琴，我的钢琴梦就此终结。高三考大学选志愿的时候，我特别向往首都北京，而且家人也支持我学医，说医生可以救死扶伤，受人尊重，于是我就怀着这种渴望和憧憬考上了北京医学院，那一年是1953年。
陈育智：北京医学院的课程内容很多，五年的大学生活忙碌而充实，出于对孩子的喜欢，我最终选择了儿科。我在北京儿童医院实习的那一年，首儿所正在筹建。我们毕业后，同学们被分配到了北京的各大医院，我分配到了首儿所，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陈育智就读于北京医学院（中间为陈育智）
那时候，首儿所的临床基地设在北京儿童医院。1958年，我们在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病房轮转，这段经历堪称“艰苦”。我们需要轮转呼吸、传染等病房，一名医生值夜班需要负责大约30张病床。那一年，出现了大规模不明原因的婴幼儿重症肺炎，在抢救设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用大氧气钢筒通过氧气瓶、长塑管和橡皮小管，或接用铁皮漏斗贴上胶布给患儿供氧，没有人工呼吸机，急救时只能用皮球进行氧气充气加压呼吸。碰上小儿麻痹导致延髓麻痹，出现中枢神经和呼吸肌麻痹的情况，处理起来更是棘手，只能用人工心肺复苏，甚至要进行心内注射。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来不及插管时，我们就进行口对口呼吸和心肺复苏按压，接下来再用气管切开，接人工气囊捏皮球进行辅助呼吸。对于重症肺炎患儿，我们使用广谱抗生素和全身激素来治疗，患儿的症状减轻了，但是却掩盖了病情的进展，导致肺炎扩散，诱发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真菌感染等，有些患儿不幸去世。
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时间推移，病毒室从呼吸道标本中分离出腺病毒，以张梓荆为首的呼吸专业团队逐渐掌握了各类病毒的发病规律，科学合理使用广谱抗生素和激素，并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重症肺炎患儿的死亡率显著下降。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医生必须经过大量实践，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逐步提升自己。
陈育智：1966年，我加入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的“四清”工作组，前往河北赵县的贾店村蹲点，前半年搞“四清”运动，后半年下地劳动。1969年，我响应毛主席的“6·26”指示，到甘肃省武都专区（现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带去了针灸、拔火罐、间动电治疗仪，准备做一些简便的治疗。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更常见的是一些感染性疾病，有麻疹、脑炎、克山病、克汀病、疟疾以及其他寄生虫病。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医生，村民对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我平时在内科病房工作，还要轮流值夜班，不仅要处理急重症患儿，还要诊治老慢喘支，甚至肺心病、心衰的成人患者，特别是夜班门诊甚至还会遇到肿瘤晚期、泌尿结石、尿潴留的首诊患者等。面对这些患者，我感到自己所学知识太有限了，所以压力非常大。虽然有时候可以请教其他医生，但是大家往往也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而且我们都分散在各地的乡镇卫生院，彼此之间联系非常不方便，更多的时候就是自己看书、查阅资料，希望能尽快提升水平，去解决这些问题。
1973年，由于工作调动，我有一段交接的空暇时间，幸运地与首儿所李家宜、北京安贞医院王惠玲、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杨霁云三位教授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以及广东省人民医院参观学习。后来还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学习了心电图，虽然时间不长，也不连贯，但我每次都是带着问题去学习，所以收益很大。1973年，我被调往兰州省人民医院儿科。1980年，从兰州调回北京。这段甘肃的工作学习生活经历令我终身难忘，也正因如此，我特别理解基层医生对新医疗技术、新知识的渴望，所以现在遇到基层医生找我学习或者解答问题，我都特别愿意帮忙。
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门前（中间为陈育智）
陈育智：1958年我毕业的时候，呼吸道疾病以感染型疾病为主，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呼吸道疾病防治工作的逐渐开展，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改变，疾病谱也随之发生变化。我的老师张梓荆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我国的呼吸道疾病、感染性疾病比以前减少了，所以就把我和几位同事分到了不同专业，我分到了哮喘组。当时我对哮喘没有具体的概念，只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叶世泰教授处间断学习了一些关于变态反应的基础知识。
1982年，我有幸获得了国家交换学习的机会，经过几个月的英文学习、考核后，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进修。在那里，我跟着导师深入临床，出门诊、查房、进ICU，接触了大量的澳大利亚哮喘患者，包括一些重症急救的患者，系统学习了哮喘的防治知识。
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在当时是亚太地区最好的儿童医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们开放的学术氛围，澳大利亚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很多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都是从美国或者欧洲国家引进，所以他们不保守，也愿意分享所学。每天早晨8点开诊前，医院的不同科室会面向医学生安排半小时到1小时的晨间教学活动；中午时段，每个科室也会组织午餐讨论会，讨论临床工作遇到的问题；每周工作日，医院都会举办院级大型学术交流报告会。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自由选择参加的科室和报告内容。
每周我们都会接到由家庭医生转来的预约哮喘、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由哮喘专家分组看诊。看诊结束后，我们和进修医生一同展开讨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此外，医院的各个实验室和重症ICU也可以参观，我每周跟随导师前往ICU学习相关知识。图书馆则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管理模式，为学习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我利用一切时间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我注意到澳大利亚当时的哮喘死亡率位居全球前列，病因尚不明确。尽管哮喘的雾化吸入β2受体激动剂疗法在这里推广得比较早，但使用的药物种类有限，主要以吸入定量气雾剂激素为主，每次用量仅有50微克/喷。同时，β2激动剂如万托林等雾化使用过度，加上其他平喘药，患者在就诊时往往听不见喘鸣声。也就是说，这种大量使用支气管舒张药物的治疗方法，使哮喘在表面上看似控制良好，但实际上，一旦遇到过敏接触或气道本身高度敏感，哮喘就可能突然严重发作。这种情况在18岁青年群体中尤其明显，由于他们较早独立生活，治疗依从性差，可能无法及时得到治疗。我就曾经遇到过一名因为气胸喘憋导致呼吸衰竭的青年患者，在半夜紧急就医，经过插管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是如果急救措施跟不上，后果非常危险。这次经历也引发了我对哮喘治疗策略的深思。
从澳大利亚回国时，我带回了两台空气压缩泵、几瓶万托林溶液、几个加样器和一些静脉留置针。澳大利亚的同行还赠送了几个峰流速仪，用作简易的气道测量。为了确保峰流速仪的校对准确性，我经过香港时，还花了500港币购买了一套校准设备。澳大利亚同行对中国医学生的“习惯”感到好奇：“你们为什么不打长途电话？只知道写信？”因为我们觉得电话费用高，为了省钱买医疗设备和药品，我们每周末步行到市场购买一周的食材，每天自己做饭。
陈育智：1987年，在首儿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哮喘专业门诊开诊了，我带着一名主治医师或一名住院医师轮流出诊。1990年，哮喘门诊逐渐规范化，开展了过敏源检测项目，逐步实施了皮肤点刺试验，应用雾化吸入治疗哮喘的方法，并逐步发展出使用储雾罐适量正规操作定量气雾剂等治疗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哮喘门诊开始采用进口泵和药物，可以开展肺功能、采血过敏检测这些检查项目。
陈育智教授在首儿所门诊出诊
1990年，我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哮喘防治创议委员会，看到了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哮喘，我们也有了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将国际间最新的哮喘防治知识传递回国内，让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医学院校的课程，同时，也促进协作组的科研成果与国际间深度交流，医院也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案，这个很有意义。
奥地利维也纳脱敏中心访问（右三为陈育智）
1991年，我们启动了儿童哮喘夏令营和冬令营，同时开展了面向哮喘儿童家长的科普讲座。随着这些活动的开展，到首儿所就医的哮喘患儿数量逐渐增多，各级领导也日益重视起哮喘防治工作。
1994年第四届哮喘儿童夏令营指导患儿做器械训练
刚回国时，国内在哮喘的儿科指南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在张梓荆和北京儿童医院江载芳等教授的指导支持下，我们开始筹备组建全国儿童哮喘防治协作组，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制定出了儿童哮喘检查和治疗的规范，也就是初步的诊疗指南——《儿童哮喘诊断、治疗常规(试行方案)》。1990年至2010年期间，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进行了3次全国儿童哮喘患病率的调查，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儿童医院及省人民医院等医护人员，参与调查的0-14岁儿童达几十万之多，首次较全面地了解了我国儿童哮喘患病情况及危险因素，提高了参加此项流调医务人员对哮喘的诊疗水平，也为全国各地哮喘防治工作提供了依据。同时还开展了国际项目，如针对过敏鼻炎和哮喘患者的全球药物对照研究。在儿童哮喘的流行病、防治管理及康复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临床及科研经验，对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1991年12月陈育智到福建基层为小患者看诊
到农村基层访视（右一为陈育智）
期间，我们开始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团队架构逐步完善。然而，自1991年起，部分研究生毕业后前往国外，使最早开展的运动肺功能研究受到影响。尽管面临挑战，但我们在哮喘防治的临床经验积累和运动康复方面不断探索。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30多期儿童过敏相关学术论坛、20多期冬夏令营、14期儿童哮喘趣味运动会，为基层医生、综合医院儿科医护人员提供培训，让基层医生和患儿及家长共同做好哮喘的早期防治。
陈育智教授带领学习班学员在首儿所肺功能室见习（左三为陈育智）
陈育智：我认为医生的成就体现在帮助患者上，通过帮助他们摆脱疾病困扰，分享健康的生活模式，不仅让患者及家人感到开心，我也能从中感受到快乐。正确处理疾病，尤其是儿童的疾病，能对其人生轨迹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第一步没走好，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作为儿科医生，我们责任重大，要始终保持清晰的思路，尤其是面对重症患者时，更要如履薄冰，与患者及家长深入沟通，提供个体化的精准治疗，让他们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不仅是回报社会的机会，我们自己也将从中受益。
陈育智教授在首儿所门诊大厅进行用药指导（右一为陈育智）
人生充满未知，难以预料。我选择学医，深感这份职业意义非凡。如今已经90岁，我仍然愿意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和年轻朋友、志愿者及患者家属交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希望活到老、学到老，实现自我价值到老。
陈育智：与我们所处的环境相比，年轻医生的工作与生活模式已大不相同，他们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他们能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深刻理解并肩负起这份医者的职责与使命。结合自身情况，不断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精准的治疗，帮助患者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作为儿科医生，我们必须考虑到孩子的未来，让孩子们越来越健康。我们不应仅仅以诊疗患者的数量来衡量工作的成效，而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致力于更早、更好地进行预防和治疗，为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年轻一代的医生肩负着推动医学持续进步的重任，他们必须通过系统的基层培训与专业的学习来奠定坚实的职业基础。一方面要强化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确保团队具备高效应对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以创新拓展的思路，积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每一位年轻医生都应深刻认识到，他们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人职业生涯，更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和健康。
尤其在近20年，我们正迈入AI人工智能的新时代，当下更要积极去学习、适应这个时代变革，大家共同努力，为“健康中国”战略贡献个人的力量，这不仅是对国家和人民培养教育我们的回馈，亦是对祖国深切关怀的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