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党员、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成伟：儿科医生的乐与思

更新时间：2024-11-27 09:04  浏览量：1

[编者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一千多年前，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这样论述为医之道。

大医精诚，是对所有医生的要求，在儿科医生身上，更体现得淋漓尽致。团结网记者日前采访北京市东城区青年联合会常委、民革党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成伟，听他讲述与小患者间的难忘故事，以及作为儿科医生的乐与思。

跨越：从成人血管外科领域到儿童血管外科领域

学医很苦，网络上流传着不少“绝不劝人学医”的段子，但从医多年的成伟却甘之如饴。他幼年时因为父亲生病，耳濡目染下要给鸡扎针输液，在山东大学医学院苦读七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医生。

2009年，成伟23岁。这一年，刚刚毕业的他回到家乡北京，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血管外科工作。作为全国最早开设血管外科的平台，安贞医院收治了相当数量的血管外科疑难杂症病人。一个已经过去十多年的病例，成伟回忆起来仍似昨日。

这是一名26岁的女孩，患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前往安贞医院就诊时发现有多斑块导致的颈动脉狭窄，有过一次心梗经历。“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患者很小的时候胆固醇就异常升高，12岁时就到美国接受了冠脉搭桥手术。”成伟回忆，“当时我们给病人做了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但手术过程中，病人又心梗了。要知道，手术之前，病人已经心梗过一次。情况很危险。”

万幸的是，尽管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女孩的手术取得了成功，颈动脉通畅了，心梗也治好了。然而，医学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术后，女孩的心脏瓣膜又出现了问题。“心脏瓣膜像个阀门，如果瓣膜关不严、老化了，心脏就会加速衰老。”成伟解释。

由于当时国内尚未开展微创的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患者一家决定去美国参加一项免费的全球临床研究。遗憾的是，几年后，成伟收到女孩父亲发来的信息：女孩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

“孩子也会得冠心病，面对这样的群体，医生该如何尽早展开治疗，帮助他们延续生命？”自那时起，成伟常常这样问自己。这个病例对成伟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促使他作出了一个慎重的决定——离开安贞医院，去北京儿童医院开展儿童血管外科领域的工作。

成伟（右）在为患儿做介入手术治疗

钻研：攻坚儿童脉管畸形

来到北京儿童医院之前，成伟主要给成人做手术，然而，孩子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在病理和生理方面，孩子都与成人有很大不同。“来这里之前，我已经预想过工作的艰难，来了以后，我发现情况比想象中还要艰难。”成伟说。

此前，北京儿童医院专家已经开展了儿童血管相关的手术。但由于当时这类手术还不成规模，且手术风险极高，即使是北京儿童医院，面对病人也会有束手无策的时候。“处理儿童血管外科疾病，当时的大医院几乎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成伟说。

研究总结病例，查阅国外文献，参与院内外的同行交流……一直到现在，成伟仍然保持着每天学习的习惯。即便如此，儿童血管外科依旧会有层出不穷的医学难题需要医生大力攻克。“当自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时，我会求助外援，请求院内多学科专家会诊，帮我们一起分析病情。一些大夫虽然不是血管外科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诊治儿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会给我一些建议，让我一下就想通了很多问题。”

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是许多疑难杂症患儿家庭的最后一站。“每周我都会遇到新的挑战，见到以前从没见过的病例。”成伟说。

“医学需要不断攻坚，经常有家长在门诊问，孩子为什么会得如此罕见的疾病，我只能解释，这个疾病还有许多未知，我们需要通过临床病例、科研攻关，把它研究清楚。”成伟说，一名医生要想成为一名医学家，需要有大健康的思维，站在造福更多患者的角度，去研究疾病的成因、进展，从而对疾病进行防治，而不仅仅停留在疾病发生之后通过手术等方式解决问题。

多年来，成伟致力于脉管畸形疾病病因方面的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目前已发现数个新的基因突变位点，为饱受脉管畸形困扰的儿童带来新的治疗希望。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SCI期刊及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作为编委参与撰写临床专著五部，译著三部，获美国血管外科学会青年学者奖，是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如今，成伟除了日常门诊，每周还要花相当一部分时间进行科研。饶是如此，为孩子做手术，依然是成伟作为儿童血管外科大夫的重头工作，比如通过手术让足趾坏疽的孩子结束病痛，实现下地走路的愿望；让脉管畸形的孩子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远离残疾；让肾动脉狭窄高血压的孩子保住肾脏，血压恢复正常；让外伤大出血的孩子尽快止血，保住生命……这些在地方医院被认为相对棘手难办的病情，正是成伟需要日常面对的挑战。

外科手术本就是个精细活儿，儿童外科手术则是在精细之上更求精细。“为儿童做手术，我们承担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毕竟孩子未来有很长的路要走。”成伟说。

一方面，由于儿童、成人生理构造不同，两者血管外科手术方式有很大不同，儿童的调节机制不及成人迅速，病情复杂且多变，身体耐受力也不如成人，手术难度高；另一方面，从病人家属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儿童手术做好，且不能出现其他并发问题。

“孩子治愈了吗？”“还会复发吗？”——这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成伟相对难回答的问题。“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家长，儿童血管外科疾病很难一次治好。”成伟解释，“由于孩子的生理构造，给他们做手术都不是一步到位的。过于追求完美，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风险。而且治愈也只是现在治愈，五年、十年后的情况很难说。”

儿童是朝阳、是晨露，酝酿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生命力让奇迹变得可以期待，也映衬得儿童医学分外残酷。对于像成伟一样的儿科医生来说，他们和小患者家长一样希望获得一个完美的结果。

“但现实往往是，每追求一分完美，就可能把孩子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成伟说。

感动：我们必会全力以赴

“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如果能以命换命，医院的天台一定站满了父母’。”成伟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女孩12岁，来自河北保定，不爱与人交流，是唐氏综合征患者。来北京儿童医院就诊时，发现患有主动脉缩窄。

“正常的主动脉像是一个‘问号’形状，但发生缩窄后，主动脉外观就像被扎紧的香肠，缩窄的地方就是两段香肠的中间部位。”为便于理解，成伟这样形容。

主动脉缩窄的一个后果就是血压奇高，导致心脏扩大、衰竭。按照小女孩当时的情况，手术是必选项。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成伟在孩子主动脉里放了一个支架，血管被撑起来了，术后第二天，孩子顺利地下地活动了。

当天成伟查房时，遇到了从楼道远处走来的小女孩。跟他对视后，孩子步伐快了起来，直到站在他面前。

“我说：‘你有什么事找我吗？’”

“她说了6个字：‘我就想抱抱你’。”

成伟说，这6个字就像刻录机一样，一直刻在他的脑海。当时楼道里没有其他人，这段相遇，他也许会记一辈子。

他轻轻俯下身，给了女孩一个拥抱。

“要知道，小女孩之前几乎从不用语言表达情绪。跟她母亲也不怎么说话。她应该知道我为她所做的努力，知道我在为她治病，在帮助她。”

一直到现在，女孩每半年就会来找成伟复诊一次，成伟说，孩子比以前开朗了，总能跟他聊几句。有时是成伟问她最近怎么样，女孩告诉他，挺好的，血压也不高了。“唐氏综合征是先天性疾病，没有办法治愈。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帮助女孩减轻其他病痛。我想，这是对家长最大的安慰。”成伟说。

在儿童医院，苦难并不稀缺。走投无路时，家长会寄希望于虔诚地祷告：如果用他们的生命能够换回孩子的生命，他们愿意死一百次。“每每听到这样的祈祷，我还是会震撼，也很心酸。”成伟说。

每天出门诊、做手术、搞科研，成伟鲜少向外透露真实的内心：“每个医生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医生也许话少一些，但所有的儿科医生都打心底里希望孩子能早点治好，早点回归正常的生活。”

多病原体肆虐的冬天，北京儿童医院人满为患。在这最寒冷的时节，成伟记不清见过多少如此朴素又如此炽热的爱。

这些家庭来自五湖四海，来自遥远的新疆、青海、西藏、广西、贵州，来自小小的县城、偏远的山沟，来到儿科领域最高的殿堂，这里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这些孩子的父母在楼道里打地铺，舍不得住一晚旅社；病重孩子的家长忍着饥饿，省下餐费留给孩子治病；深夜成伟赶去做急诊手术，见过太多彻夜守候、在医院草坪凑合过一晚的家长……

“父母对孩子的爱毫无保留，这些家长也令我感动，让我不得不去奉献、去付出，不求回报。”成伟说。

接受采访这一天，成伟接诊了一位手臂长有动静脉瘘的男孩。而这个患者，本该在两周前就到医院找他预约手术。“几周前，他父亲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已经挂上了我的号，很快会来找我看病。”但成伟直到两周后才等来了父子俩。

成伟疑惑他们怎么才来看病，孩子父亲告诉他，一开始没有凑够钱，他把家里的牛卖了才凑够了给孩子治病的钱。得知情况后，成伟立马给孩子开了住院证收他入院。成伟介绍，遇到这样的家庭，他通常都会想办法帮忙减轻经济负担，尽量减少等待手术的时间，同时为孩子申请基金补助。最重要的，是要把手术做好。“他们也许并不清楚医生背后为他们所做的努力，只是觉得成大夫是个好大夫。有些事，没必要让家长都知道。”成伟说。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医院和医生之间相互成就。从成伟的角度，他更感谢倪鑫院长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平台，让他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对我来说，珍惜机会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孩子治好。”

当一名儿科医生，虽然辛苦，但成伟乐在其中。“医生需要随访病人，我可以跟一个孩子打一辈子的交道。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到他六七岁上学了，再到他成年去外地求学了，毕业后结婚成家了……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对成伟来说，职业幸福感最强的时刻，莫过于看到被他治疗好的小病人渐渐长大了，成了一名运动员、教师、企业家、法官、医生，甚至不必成为什么，只是平淡幸福地生活着，就能让他更坚定自己成为儿科医生的选择。

心愿：让更多儿童享受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

2023年暑期，成伟最高接诊量是一上午看了86人，从上午7点半一直看到下午1点半。

为尽量让家长们都满意，成伟只能用最简短、精辟的语言为家长解释病情，“这样既能为排在前面的家长解除疑惑，又不耽误后续病人看病”。

“北京医疗资源丰富，但如果一些儿童常见病在当地就能得到解决，一线城市的医疗资源就可以向疑难杂症倾斜。”成伟说，分级诊疗也应是未来儿童就诊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他下一步参政议政的重点。

2012年，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北京市医管局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儿童医院在全国率先向国家卫生计生委递交了成立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申请。2017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设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函》正式印发，明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等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体单位。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与河南省、河北省、黑龙江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将儿童医疗卫生服务辐射至更多地方。

如今，每周四下午成伟也有新的工作安排——他要去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出门诊、做手术。

周四中午11点半，成伟一结束上午在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就会小跑着回病房，与第二天手术的患儿家长简单交流；紧接着，他需要赶12点38分的高铁去保定；下午两点，到达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后，成伟直奔门诊，为疑难杂症患儿看诊；在门诊看过几个患儿后，他会到病房查房，查看手术患儿情况；查房过后即开始当天下午的手术。

在保定的每个手术日，他需要完成6至9台手术，很多时候做完手术，已是晚上10点。来不及歇一会儿，他得赶晚上10点47分最后一趟高铁回北京，到家时往往已是夜里12点多。第二天早上5点半，成伟会准时起床，为家人们准备早餐，准备周五这一天的手术。

虽然奔波，但成伟觉得值得，截至目前，他已累计为近300名保定孩子成功实施了手术。

“我们有患者从4000公里外的新疆来北京就医，非常不容易。‘专家动病人不动’的就医模式可以造福更多偏远地区的患者，也为这些家庭减轻来回奔波的经济负担。”成伟表示，他会继续为推动更多优质儿童医疗服务深入偏远地区建言献策，切实提高基层医院处理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水平，推动儿童医疗领域分级诊疗的落实细化。

多年来每天只睡5小时，兼顾着门诊、手术、科研多项工作，成伟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基层医院儿童常见病处理能力有待提高、偏远地区患儿的求医之路还不够便捷、众多疑难杂症患者由于医疗资源挤兑不能第一时间获得最合适的诊疗，这些问题都让这名国内顶尖儿童医院的医生感到些许无奈。但他说，幸而有着民革党员这一身份，可以让他围绕这些方面进一步参政议政。

成伟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工作，几乎没有多余的休息时间，但他仍趁周末空闲时发挥专业所长尽一份社会责任。作为民革北京市东城区委会委员，他多次参与民革组织的义诊活动；也曾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参与东城区残联的扶残助残工作……

“做一名医生，可以看遍人间百态。锦旗和感谢信之外，最动人的收获莫过于患者家庭对你的信任。我还想为这些生病的孩子、家庭多做一些事情，无论是通过科研攻关拯救更多患儿生命，还是为国家儿童医疗服务作一些建言，这都是我分内的职责。”成伟说。